这算不算是个笔名
马振骋
在我写的文章上，除了署我的本名以外，还出现过另一个名字，但这不是我要用的，是人家加上去的，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也可算是个笔名。
我的名字像大多数人一样，是由父亲取的。父亲只读过几年私塾，粗通文墨，但在文字与文史的基本知识还比普通大学生要多得多。我们姓马，“振”字是排行，他在后面又加了个“骋”，直驰也，有形象有意思，我相信要胜过现在许多取名店。但是这个字怎么念，在当时标准音没有普及推广之前是很费神的。有许多字只凭老师怎么念就怎么念，或者家乡的人怎么念就怎么念。因而为一个字的读音争得面红耳赤时，只要有人说：“不管你怎么说，我们家乡就是这么念的。”于是这场争论戛然而止，大家不再继续争论谁对谁错，谁也不会去谁的家乡去采风调查取证，悬念一直继续下去。
父亲也一直用乡音“勤”(qín)在念这个“骋”(chěng)字。他遇到的朋友有时会跟他争，有念“清”的，有念“品”的，有念“庭”的，弄得他也糊涂了，一天竟对我说出这样的话：“你到底叫什么名字?”我说：“我的名字还不是你取的吗？怎么问起我来了？”
不论我上小学，还是上中学或上大学，老师点到我的名字时，绝大多数总要迟疑片刻，停顿一下，最后念出来总是不对的多。有时其中不耻下问，向当事人取证，我也没有很大把握用标准音来回答。名字只是一个符号，既然是符号，见了知道就是。直至高中时，一位语文教师把我的名字解释了一遍，说是个好名字，标准音应该是“逞”，也就是后来汉语拼音的“chěng”，于是我的“骋”有了根据，我对自己的名字也念得准了些。
音是纠正了，但形又常常看偏了。许多人第一次看到我的名字，又以为是“马振聘”。的确，简写的“马”与“耳”很像。起初我还有兴致纠正说“马振骋”，接着人家又会问：‘什么chěng?”我真也不好解释，幸而后来有了样板戏《沙家浜》，我说：“沙奶奶唱：‘驰骋疆场把敌杀’中‘驰骋’的‘骋’。”这样解释虽然太罗唆了一点，总是说清楚了。还有人 听了瞪着眼睛对我说：“这下子对了，我一直没弄懂，沙奶奶为什么要‘自称疆场把敌杀’，难道她也在做假吗？”
再解释不清的，我也懒得解释了，听到叫“马振聘”就答应。人家见到我答应，就认定我是马振聘。久而久之，人家，还有我自己，也弄不清我是“马振骋”还是“马振聘”。只是后来遇到一件棘手的事，非要我奋起展开保卫正名权的战斗。那是我教书的学校，十几年来工资单上一直使用“马振聘”，我说了几次也没人理会。不过他们以这个名字发，我以这 个名字领，倒也相安无事。退休以后，退休金转入银行直付，银行卡上也是“马振聘”，我想钱的问题，生死攸关，这不是开玩笑的，开学校证明(还好没要公证我是我)，到银行去把它纠正了过来。可是在其他场合，情况并不好些。
那一年，我翻译法国萨巴蒂埃的《瑞典火柴》在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封面做得非常漂亮，可惜扉页上的译者姓名错为“马振聘”。有几次我在报上的投稿，也有编辑把作者写成马振聘的，《作家文摘》有一篇鼓励文章：《马搌聘的敬业精神》，写的大概也是我，也可能是我自作多情。有一位朋友跟我说：“看到有文章署名‘马振聘’，我就知道是你。”
事实也不尽然。我们都知道杜拉斯的名著《情人》，是王道乾先生的名译，现在有人在书店甚至在网上看到马振聘译的杜拉斯《情人》，我不敢掠人之美。我只好对人说：“虽然我也译过杜拉斯的《如歌的行板》、《毁灭，她说》等，但没有译过《情人》，是不是此外还有个马振聘，他译过《情人》，那要去问他自己了。我不能不许人家叫马振聘。”借这篇文章也算是个声明。
我一直不相信这个“骋”怎么竟那么难认！后来不得不这样想了。那年九月五日，一张谈论国际金融的大报头版头条大标题，赫然是“金领骄子驰聘美国”。我读到后想，可能是那些春风得意的大款纷纷前往美国应聘去了。如果不是这样理解，那又是弄错了“骋”与“聘”？
骋啊骋，我真不知道你在胡搅蛮缠中还要过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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