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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算不算是个笔名

马振骋

    在我写的文章上,除了署我的本名以外,还出现过另一个名字,但这不是我要用的,是人家加上去的,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也可算是个笔名。

    我的名字像大多数人一样,是由父亲取的。父亲只读过几年私塾,粗通文墨,但在文字与文史的基本知识还比普通大学生要多得多。我们姓马,“振”字是排行,他在后面又加了个“骋”,直驰也,有形象有意思,我相信要胜过现在许多取名店。但是这个字怎么念,在当时标准音没有普及推广之前是很费神的。有许多字只凭老师怎么念就怎么念,或者家乡的人怎么念就怎么念。因而为一个字的读音争得面红耳赤时,只要有人说:“不管你怎么说,我们家乡就是这么念的。”于是这场争论戛然而止,大家不再继续争论谁对谁错,谁也不会去谁的家乡去采风调查取证,悬念一直继续下去。

    父亲也一直用乡音“勤”(qín)在念这个“骋”(chěng)字。他遇到的朋友有时会跟他争,有念“清”的,有念“品”的,有念“庭”的,弄得他也糊涂了,一天竟对我说出这样的话:“你到底叫什么名字?”我说:“我的名字还不是你取的吗?怎么问起我来了?”

    不论我上小学,还是上中学或上大学,老师点到我的名字时,绝大多数总要迟疑片刻,停顿一下,最后念出来总是不对的多。有时其中不耻下问,向当事人取证,我也没有很大把握用标准音来回答。名字只是一个符号,既然是符号,见了知道就是。直至高中时,一位语文教师把我的名字解释了一遍,说是个好名字,标准音应该是“逞”,也就是后来汉语拼音的“chěng”,于是我的“骋”有了根据,我对自己的名字也念得准了些。

    音是纠正了,但形又常常看偏了。许多人第一次看到我的名字,又以为是“马振聘”。的确,简写的“马”与“耳”很像。起初我还有兴致纠正说“马振骋”,接着人家又会问:‘什么chěng?”我真也不好解释,幸而后来有了样板戏《沙家浜》,我说:“沙奶奶唱:‘驰骋疆场把敌杀’中‘驰骋’的‘骋’。”这样解释虽然太罗唆了一点,总是说清楚了。还有人 听了瞪着眼睛对我说:“这下子对了,我一直没弄懂,沙奶奶为什么要‘自称疆场把敌杀’,难道她也在做假吗?”

    再解释不清的,我也懒得解释了,听到叫“马振聘”就答应。人家见到我答应,就认定我是马振聘。久而久之,人家,还有我自己,也弄不清我是“马振骋”还是“马振聘”。只是后来遇到一件棘手的事,非要我奋起展开保卫正名权的战斗。那是我教书的学校,十几年来工资单上一直使用“马振聘”,我说了几次也没人理会。不过他们以这个名字发,我以这 个名字领,倒也相安无事。退休以后,退休金转入银行直付,银行卡上也是“马振聘”,我想钱的问题,生死攸关,这不是开玩笑的,开学校证明(还好没要公证我是我),到银行去把它纠正了过来。可是在其他场合,情况并不好些。

    那一年,我翻译法国萨巴蒂埃的《瑞典火柴》在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封面做得非常漂亮,可惜扉页上的译者姓名错为“马振聘”。有几次我在报上的投稿,也有编辑把作者写成马振聘的,《作家文摘》有一篇鼓励文章:《马搌聘的敬业精神》,写的大概也是我,也可能是我自作多情。有一位朋友跟我说:“看到有文章署名‘马振聘’,我就知道是你。”

    事实也不尽然。我们都知道杜拉斯的名著《情人》,是王道乾先生的名译,现在有人在书店甚至在网上看到马振聘译的杜拉斯《情人》,我不敢掠人之美。我只好对人说:“虽然我也译过杜拉斯的《如歌的行板》、《毁灭,她说》等,但没有译过《情人》,是不是此外还有个马振聘,他译过《情人》,那要去问他自己了。我不能不许人家叫马振聘。”借这篇文章也算是个声明。

    我一直不相信这个“骋”怎么竟那么难认!后来不得不这样想了。那年九月五日,一张谈论国际金融的大报头版头条大标题,赫然是“金领骄子驰聘美国”。我读到后想,可能是那些春风得意的大款纷纷前往美国应聘去了。如果不是这样理解,那又是弄错了“骋”与“聘”?

    骋啊骋,我真不知道你在胡搅蛮缠中还要过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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