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理论:理论不理论的问题
马振骋
把石头上下堆砌不是建筑，把字句前后排列也不是文章。各国语言在历史的长河中都有自身的发展规律。愈是成熟的语言，词的内涵与外延愈丰富，句式的选择与运用也愈奥妙。一词多义。多词一义在常用词中俯拾即是。一词的更易可以使整句面目全非，句式的转换可以使语气根本改变。这同时也表明语言的严谨性和脆弱性。任何一部语法修辞书中的例子都可以说明：单独的词在句子中才有明确意义，句子结合上下文才能完全理解。所谓“直译”，那是不存在的，一切词义与句于的理解都是通过有意识或下意识的推理思考而得到的。这是翻译的大前提。
翻译，首先靠正确理解，其次是适当表述。谈到翻译理论，也应该跟阅读理论与写作理论交织在一起。文艺作品的创造与欣赏归根结蒂是主观的。文学作品好比婴儿，到了世界上有自己的生命轨迹，不是生身父母能够预见或左右的。我们说不同的人阅读《红楼梦》有不同的体会，哪种体会是曹雪芹的初愿呢？自古以来对莎士比亚说了那么多，莎士比亚当年真有那么多要说的吗?昆德拉在《被背叛的遗嘱》中说，贝凯特和斯特拉文斯基不愿意别人对他们的作品有不同于他们自己的理解，生前努力但无可奈何地“追寻失去的现在”。昆德拉在同一部书里还说：“美学愿望表现在作者写的东西内，也表现在作者删的东西内。”这样的话，读者可以在作者的作品内和作品外去寻求发现。这是主观中的主观了。不过一部作品能够引发好多议论，何尝不是文学的奥秘，欣赏的真谛。
表述方面，同一语种的古文今译或方言转译，也很难做到完全复现，更不用说是不同语种的翻译。所以恕我主观地说，一切文学作品的翻译都掺有主观成份的理解和表述。译者对原作的阅读可以称为一次阅读，读者对译作的阅读可以称为二次阅读。译者能够做到的只是尽量缩小自己一次阅读与读者二次阅读的差距。即使面对同一个物体，十名摄影家眼睛里看到的,在胶片上反映的也不会是同样的意象。因而，译者不要奢望、读者不要苛求译作能够不折不扣提供原作同样多的内涵。
这样说的目的，不是强调翻译是不可能的任务，而是要求把不可能的任务尽量做好。我们常说：“人生有涯，学海无涯。”这不是要人放弃学习，而是鼓励人更加奋发追求知识。译者记住这个道理，只会加强尊重原作的意识，明白兢兢业业也未必做得十全十美，更不用说不懂装懂、粗制滥造了。除非他存心这样做。
关于翻译，意大利有一句最著名的名言: Tradurre，tradire。这句话译成法语是Traduire Cést trahir。意思吻合，形式与发音也相近。汉语中这样贴切的译句绝无仅有：这也不是谁的错。汉语的译文是：翻译就是背叛。Tradire和trahir在原文中有“背叛”，也有“泄露”的含义。如果说翻译是把别人的意思泄露给你，那也就不像“背叛”那么绝对了。（写到这里想插上一句，有的人还提出翻译的形似与神似的问题，我很奇怪拉丁字母的法语和方块象形的汉语在哪一点上有形似的地方。）
为了理解和表述，译者对待原作就像导演对待剧本，指挥对待乐曲那样。要研究作品的主题，感觉文笔的风格，分析人物的个性，体会语言的品位与节奏。还要像作者那样沉浸在角色和情境中。这时开始译者对原作的再创造工作。（是再创造，不是改造）。再创造自然有一定的限制，类似芭蕾舞演员或京剧演员，在台上遵循一定的程式，同时找寻空间来发挥自己的才华传递艺术的精神。这不能说“戴了镣铐”跳舞，因为一切艺术的创造都是有约束的，谁也不是可以为所欲为的。即使邓肯在跳即兴发挥的现代舞时也不能享受完全的自由：突破旧法则的同时也是创造新法则的开始。新法则对于突破旧法则的人是自由的，对于未来的创新者又是一种约束。
文学翻译家要乐意接受约束，这种约束是原作的主题、风格、气势、情韵；若不愿接受，那就放弃，他可以进行自己的创作，不能既说是介绍人家又不尊重人家；夹带私货是不道德的。至于追求词的对等、句子的对等、音节多少的对等都是舍本逐末。形式的对等只是相对的、偶然的。一丝不苟的工笔肖像画也会缺乏生气成为一件劣作。罗丹的巴尔扎克雕像，五官四肢都大大失实，却被公认为最能表现文豪风采的杰作之一。
在艺术中像在生活中，谁都无法做到另一个。演什么像什么的演员是艺术家，角色创造中个人风格明显的演员也是艺术家。卡拉扬和伯恩斯坦指挥的莫扎特乐曲很不一样，但都是莫扎特。克莱特曼演奏的则不是。虽然节目单上是这样写的。这里面自有一种更可以意会而难以确定的东西：灵魂、气韵、或什么别的。这也不是简单的“信、达、雅”所能概括的。我不敢挑战这个百年来奉为臬圭的准则，但是这个准则是要达到的目的，理论更重要的是指导如何达到。这个准则在今天看来的确也很不全面，或许需要重新阐述。“信”是什么？“达”是什么？对“雅”这条更有探讨的余地。用南北朝文笔写不出《金瓶梅》的俗人世情，薛蟠的粗话怎样说就应让他怎样去说，不要为了雅而劳驾妙玉开口。语言要按照原作的本色去用。还要通篇一致。若问一位雕塑家这只鼻子做得精致不精致，他必须知道那张脸是怎样的，身躯又是怎样的，这尊像放在什么情景中，那时他才能回答。
翻译是一种创作，不是工艺作坊的产物。因而翻译理论不应是限制性的，而是开放性的；不应是条例式的，而是启发式。
（1997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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