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尔罗的传记与传奇
马振骋
安德烈·马尔罗（André Malraux，一九零一 —— 一九七六）四岁时父亲离家出走，他和母亲跟外祖母、姨妈住在邦迪的一家杂货店。马尔罗在《反回忆录》中说：“我认识的作家几乎都爱他们的童年，而我憎恨我的童年。”他天性能说会道，口若悬河，却从来不谈自己的出身家庭和早年生活，终其一生要人相信他生来就是个成年人。他知道人生要靠自己创造，可用大胆的行动，也可用动人的语言。
马尔罗少年时一心要当演员、征服者、（受诅咒的）大作家。他参观画廊、博物馆，上剧场和初期电影院，逛旧书店，跟阿拉贡、艾吕雅、勃拉克、夏加尔等交往。一九二一年克拉拉•戈尔施密特，一名移居法国的德国富商的女儿，在这群没有钱只有奇思异想的青年中间看上了他，她在日后出版的《我们的脚步声》中，这样描述她的意中人：“这是一个很高很瘦的青年，眼睛特别大，眼黑在突出的眼球上显得很小，浅绿色虹膜下有一条白线。后来我对他说你的眼睛往上翻了，后来我想他当水手的祖先大约是这样远眺地平线的，后来我又想——无疑有点傻——他根本不会平视看人。”马尔罗多年后对妻子说：“没有您，我最多是个钻书本的人。”
他们认识不久结婚，婚后马尔罗依然没有固定职业，在意大利等国作“艺术漫游”。二十年代在巴黎，文艺思潮非常活跃，一切都可以成为“主义”——同时主义、未来主义、向性主义、达达主义、立体主义、超现实主义……马尔罗聪敏灵活，语惊四座，尽管只是在刊物上发表过几篇分量不大的文章，出过一部超现实主义的诗体小说《纸月亮》，但在同辈眼中俨然是一位天才。
这样过了一年多，马尔罗终于把克拉拉的嫁妆在墨西哥股票中输得精光。他对妻子说：“这下子您还不相信我会去找工作做吗？”他说的工作就是到印度支那去发掘“无主的”吴哥古迹。他认为从暹罗到柬埔寨吴哥有一条从前的王家大道，沿途寺庙林立，肯定有不少漏编的古迹，他们搬走几尊佛像到美国脱手，又可以优闲地过上几年。
马尔罗夫妇和一个朋友，带了几封巴黎东方学家的私人介绍信，一张殖民地部的不明不白的任务书，一九二三年十月底在马赛又碰巧乘上了“吴哥号”远洋轮，到印度支那去盗宝，开始了他的令人眼花镜乱的神话——传奇——真实的生涯。
他们在柬埔寨，雇了一名向导兼翻译，装备了四辆牛车。披荆斩棘两天，在丛林中发现了以前在《法国远东学校简报》中提到的一座寺庙。这伙人用锄头、锯子、杠棒肢解了七块巨石拼成的佛像浮雕，返途中被选国殖民当局的安全稽查截获。预审工作持续了六个月，后来案子在当地报刊逐渐升级，从“非法挖掘古代遗迹”，到“盗窃吴哥宝藏”，到“马尔罗案件”。马尔罗被判三年徒刑，他不服，向西贡上诉，同时克拉拉在马赛和巴黎奔走呼吁，惊动了文学界的知名人士，纪德、莫里亚克、德加、伽里玛、阿拉贡、布东联名为他鸣冤叫屈。
马尔罗的律师在法庭辩护说：“这是一些无主的财产，不是保护文物，马尔罗做的事其他人早就在做了，多少人在吴哥遗址上取走了贵重得多的艺术瑰宝……如果对我的委托人的这些小事追究法律责任，那么应该对那些海军将官、贵人显要追查定罪，他们对同样的文物进行了同样的破坏。”这些话也是实话。最后马尔罗被判一年监禁，缓期执行。这桩案子就这样结束了，但是决不能说马尔罗是无辜的一方，更谈不上在法庭进行顽强的正义斗争。他确实是在盗窃别国的文化遗产，他若偷运成功，也是扮演了斯坦因等在敦煌扮演的角色。
这时出版商贝尔纳•格拉塞看准时机，向马尔罗建议，预支三千祛郎稿酬，订立三部书的出版台同。还说“干吧，第一部书交稿日期愈快愈好，想一想那么多作家给您带来的宣传效果！”
这样，马尔罗写出了《王家大道》。
神话说了又说，也就成了真人真事
马尔罗在印度支那发现了吴哥宝藏，然而对他个人历史更重要的是，同时发现了法国殖民当局的黑暗专横的统治。一九二五年二月马尔罗夫妇第二次到西贡，这次创办《印度支那报》。当时越南酝酿推翻殖民统治的斗争，中国正处于军阀混乱、国共台作进行第二次革命时期。越南有许多支持孙中山革命的华侨。《印度支那报》按照主编的意图是一份战斗报刊，几乎每天头版有一篇社论，抨击交趾支那总督和其他殖民政府官员。当局威逼利诱都没有使报纸就范，最后命令各印刷厂中断与《印度支那报》的台作。马尔罗决不是甘心失败的人，决定自办印刷车间。为了寻找越南得不到的印刷字盘，马尔罗夫妇搭船往香港购买。当时国民党领袖廖仲恺刚在广州遭暗杀，广州和香港又在举行总罢工。英国船长向香港英国当局发了一份电报，称：“安南最红的布尔什维克分子正在船上前往香港。”电报内容显然在香港泄露了出来，因为当船只在瘫痪的港口靠岸时，罢工的码头工人只同意给马尔罗夫妇搬运行李。香港一家耶稣会修道院更新设备出售旧字盘，马尔罗做成这笔交易后随即在澳门香港作为游客多待了四五天。
这是马尔罗在一九三0年以前在中国领土（还在外国统治下）仅有的一次逗留。他凭此得到的印象，写出了人称有关中国革命三部曲的前两部：《西方的诱惑》（一九二六）和《征服者》（一九二八）。
一九三三年《人的命运》（又译《人的状况》或《人的处境》）出版后，马尔罗在西欧被看作是“曾经参加过中国革命的人”。当时欧亚两洲交通不便，信息不灵，没有人对马尔罗在遥远的印度支那做些什么表示怀疑。一九二八年《征服者》在德国出版德译本，附有显然是作者自撰的传略：“生于巴黎。一九二三年受殖民地部委派赴柬埔寨、退罗考古发掘。一九二四年安南青年党领导成员。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国民党驻交趾支那委员。一九二五年鲍罗廷领导的国民党起义指挥部宣传委员。”一位研究马尔罗生平的作家说：“天才作家有创作的一切权利，是不是也有创作自己身世的权利？”
一九三七年，处于流亡中的托洛茨基在《工人斗争》一文中，责备马尔罗为中国国民党服务，是国民党扼杀中国革命的罪魁祸首之一。法国共产党理论家罗杰•加罗迪撰文说：“广州起义即使不是挑衅，至少是轻举妄动，导致工人阶级遭到屠杀，这要归罪于他（马尔罗）。”半世纪来，马尔罗宁可背这个“黑锅”，也不愿用“不在现场”为自己轻松平反，任凭别人在他的历史上涂抹传奇的色彩。
历年来记者采访和新闻发布会上，多少次有人对他说：“当您在中国战斗时……”从来听不到马尔罗对此作出否认的表示。“神秘化”工作中走得最远的是后来当上法国总统的乔治•蓬皮杜教授，根据他的考证，马尔罗有四年时间（一九二三——一九二七）是在亚洲度过的，“起初跟蒋介石，后来跟共产党并肩作战”。
到了一九六七年，意大利电台的一名记者再问起他在亚洲的经历，那时人们对他这段历史有很多怀疑，马尔罗方才松口说：“请注意，那时候马尔罗的亚洲不是中国，而是印度支那。”确实，《征服者》和《人的命运》这两部书无论从主题和内容来说，都是与当时的中国现实不相符合。对亚洲和中国素有研究的法国学者说，为了吸引世界的注意力，马尔罗把印度支那的故事移到了宜于波澜壮阔演出的中国舞台。他从西贡和堤岸的经验出发描写广州和上海，把卡蒂纳大街的走私贩子说成是外滩的冒险家，把湄公河三角洲和西贡港口的社会动荡改编为上海街头的工人起义。就像走进巴黎越南人开的中国餐馆，以为吃到了中国菜，《人的命运》在不了解亚洲的法国人眼中写得非常地道精彩，还在一九三三年获得了龚古尔文学奖。
空军上校的功勋不一定在空中
一九三六年五月十七日，马尔罗受到邀请，随同法国作家联合会的两名作家前往西班牙。那时人民阵线上台不到三个月，局势很不稳定，殴斗、罢工、暗杀层出不穷。七月十七日佛朗哥发动政变，揭开了历时三年的西班牙内战的序幕。七月二十一日马尔罗二次进人西班牙，开始他的调查，然后写报告号召法国民主人士参加保卫西班牙共和政体的战斗。当他获悉人民阵线急切需要飞机，他在八月初回到巴黎，靠了这位“当代拜仑”和其他同志的努力，不到几天居然弄到了二十来架P540型飞机。后来又有十二架B200飞机飞往西班牙。西班牙政府表彰他的卓越成绩，授予他上校军衔，让他有权培训和指挥一个由外国战斗员组成的航空中队。
他率领的人员中有三四位是真正的反法西斯义士，到西班牙实现他们神圣的共和理想，也在以后的战斗中证实了他们的价值。但是其他大部分人只是雇佣兵。这支航空中队队名叫“西班牙”，不隶属国际旅，站在共和政府一边艰苦奋战了七个月，抗击和阻扰佛朗哥军队。但是不要因此误把马尔罗描绘成振翅九天的空中英雄。其实他对于什么是飞机没有一点实践知识，更不知道驾驶员是不可能即兴培训的。他个人既不会驾驶飞机，也不会导航和扔炸弹，只是穿上飞行茄克，戴上航空帽，佩肩章金杠，在照片中非常像个样儿。这形象传遍法国。战斗生活中他是以大无畏精神得到同僚的器重，他健谈、爽朗、爱说笑，跟飞行员和机械师相处非常融洽。还有他的作家声誉，广阔的社会关系，使西班牙高级官员，包括总理和部长，都把他看作是自己人。
纪德在《人的大地》杂志的一篇文章提到马尔罗，有一番贴切的描述：“马尔罗对任何人都是有求必应……只要哪里有什么正义的事业需要一名保卫者，需要有人为之战斗，我们可以看到他总是第一个挺身而出，他奉献自己，决不讨价还价，他身上有一种我说不出的既英勇而又绝望的东西……他是一名冒险家……‘冒险’这个词随着他而恢复了它的全部最高尚、最丰富、最人道的含义。”
幽灵组织的真正战士
“每当我下决心完成我的《艺术心理学》时，就会有一场新的战争。”马尔罗写信给他的朋友说。前一次发生西班牙内战，这一次是第二次世界大战。马尔罗还说：“当一个人写下我写的那些文章后，遇到法国有战争时，他还会袖手旁观吗？”他要参加空军，但是空军拒绝了他。他一度想加人波兰军队，最后进了坦克部队，选择当个普通兵，这有点像在摹仿他的偶像阿拉伯的劳伦斯。这位创作了《智慧的七柱》的劳伦斯上校离开英国皇家部队以后，心甘情愿地在沙漠里开坦克。马尔罗年近四十，龚古尔文学奖得主，最早投人西班牙内战的民主战士，跟部长院士们平起平坐，巴黎上流社会的贵宾，如今却穿了棕黄色军衣、戴士兵帽、绑腿带，进人兵营大院子，站到一名低级军官面前毕恭毕敬行礼，这个情景确实令人感动。德军进攻时，他被俘，四个月后又逃亡。出乎大家意料的，他到了南方，过起了置身于战争以外的文学生活，这样有三十个月。据罗杰•斯坦芬的回忆，马尔罗对他的好友说：“我跟那位极右派将军没什么好干的，我等待美国坦克。”那位极右派将军就是他只隔了几年就终生效力其麾下的戴高乐将军。
马尔罗在圣夏芒继续写书：《艺术心理学》和《想像的博物馆》。只是到了一九四四年三月，他的投身抗战的同父异母兄弟罗朗和克洛德先后被捕，他才偷偷离开住地，进人多尔多涅山区。行前他对朋友留下一句话，“今后我再也没有地址了。”多尔多涅是法国偏西南的地区，山岭巍峨，城堡林立，山体上到处是岩洞。百年战争时期，英国军队势如破竹，打到这个地区被挡住了。现代战争虽有飞机坦克，德国纳粹军队面对这里不少于一千多座的城堡、更多的岩洞，也束手无策。马尔罗住进一座城堡，作为“同盟国指挥部”所在地，自取名贝尔吉上校（《阿尔腾堡的胡桃树》的主人翁）干起抗战工作。当时活跃于这片山区的游击队员约有一万五千名，分属三十七支反德武装力量，最大的有法共领导的义勇军、共和派、社会党领导的军队抵抗运动组织、戴高乐派的秘密军队、英国SOE组织。
有一桩事令历史学家百思不得其解，马尔罗虽是一位名人，但决不能算是任何抵抗运动派别中的领袖人物，凭着这个幽灵般的同盟国指挥部（胜利后，不论戴高乐派总部、英国有关当局、美国西欧司令部、法国共产党都否认曾设有这样的组织），怎么会在短短三个月内穿行于城堡之间，取得各山头的信任，斡旋有时相互强烈反感的派别，化解他们的矛盾，协调他们的行动，还帮助他们从英国人那里获得急需的武器。哪个抵抗组织的领导到了他的“指挥部”附近，只要问一声街上的男孩：“同盟国指挥部在哪儿？”他就会听到回答：“先生，在城堡里！”二十年后，皮埃尔•维昂松-蓬泰在《世界报》（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七日）发表文章说：“谁见到过贝尔吉上校，决不会把他忘记。头上牢牢戴着一顶贝雷帽，从空降的烟盒中一支接一支取出英国香烟（地下时期人物重要性的一个标志），他一个人滔滔不绝，嘻嘻笑笑，两脚跺地，开口闭口‘伙计们’、‘丘吉尔大爷’、‘戴高乐老弟’……一段话结束以后，接着一句‘该由你们来玩了’……但是别以为听了这句话真以为要你作出回答……没有的事。”
组织虽是“不存在的”，功绩却是实实在在的。英国特种组织历史学家库克里奇在《S内幕》一书中说：“……六月七日（诺曼底登陆前夕），帝国师到了卡奥尔，然后又抵达多尔多汉的苏亚克，柯里宁少校、安德烈•马尔罗、法国国内武装部队小组指挥员这时采取行动。他们的武装力量沿途骚扰德国纵队。但是没能阻止蒂尔和奥拉多尔絮格兰的血腥屠杀。帝国师比原定计划迟了十天到达目的地诺曼底，一路上遗弃了大量毁坏的坦克，完全失去战斗力，隆美尔根本不能指望这支军队参加防卫队。在马尔罗的坚持下，西里尔•沃特纳在伦敦再三要求派轰炸机向这个师投掷炸弹，果然这支部队在北上的途中遭到猛烈的空中袭击。”
同样这部书还提到另一个壮丽的场面。“七月十四日，法国国庆日，夏天的阳光灿烂夺目。二百架空中堡垒由六十架喷火式战斗机护航，出现在鲁勃莱萨克的科斯高地上空。接连六个小时，飞机轮番投下翘望已久的空降物资……柯里宁少校指挥的一千五百名抵抗战士，不顾当地德国驻军或巡逻兵的袭击，团团围住了约占二十平方公里面积的空降地区，女人们带了床单，铺在地上组成一个巨大的Z字，表示约定的记号。农民和商人从村庄和农庄里冲出来，推了各种各样的车辆来运输武器……”
贝尔吉——马尔罗就是这次精彩无比的行动的一名组织者。三大后他坐在许多游击队组织领导人中间，即使不是领袖人物，至少是一名旗手。在这样的时刻还要问同盟国指挥部受哪个上级机关委派的，存在的或不存在的，非法的或合法的，哪有什么意义呢？主意人人都会有，马尔罗不但有主意，还知道把这个主意付诸实现在众人之前。莫里斯•萨恰早在几年以前就说：“马尔罗目光中有一种冒险家的神气、忧郁的神气、毅然决然的神气；他的侧面很美，像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人物，然而外表又非常祛国化……他说话很快，样子像什么都知道，意气风发，给你的印象是这次你可是遇到了本世纪最聪明的人。”
《反回忆录》本来就没说是回忆录
马尔罗在西方人心目中曾是个中国革命的参与者。《人的命运》这部小说以一九二七年三月上海工人起义为背景，其中一名主角叫Kyo，中译本又译成“周”，附和者说是影射周恩来。实际上马尔罗到过中国仅有三次，第一次是上文提到的一九二五年八月在外国统治下的香港和澳门逗留四五天；第二次他周游世界，时间在一九三一年五——十二月，中途曾在广州、上海、北京三个城市游览后来又去了哈尔滨和满洲里。没有留下多少关于他访问广州和上海的记录。第三次是一九六五年夏天，马尔罗作为戴高乐总统的特使访问北京。访问中他会见了毛泽东。
这次会见约半个小时，并有刘少奇在场。陪同马尔罗的有法驻华大使吕西安•佩耶。泛泛交换了几句外交官套，话题还没有深入就匆匆结束。关于这次会见共有两份记录，一份是中方译员的现场记录。“文化大革命”中外交部受到冲击，于是记录流传在外。一份是法国外交部的正式文本。按照法国政府惯例，这类会谈记录须交当事人审阅后才归档。法国外交部办事官员把记录交给马尔罗，马尔罗只是简单地说了一句：“我会补充的。”后来他进行了补充没有不知道。补充后的文本反正没有公布。然而在他的《反回忆录》（一九六七）中，用了八十五页的篇幅夹叙夹议，论古道今，写成了像本世纪两位革命巨人兼哲学家海阔天空的畅谈。对于有一定想像力的作家来说，渲染不是一件难事。但是马尔罗在虚构的不是小说，而是纪实。
一九六八年十月《纽约时报》记者亨利•塔姆在采访中问起《反回忆录》中这一段事，怎么跟其他外交官提供的证词有这样大的差别，马尔罗说：“我去看毛是为了国家利益。我们是一个代表团……我们只两个人的时候，才是推心置腹、开诚相见的时刻……他要回顾过去……他有意让官员们都走在前面……保持一段距离，我和他还有他的女译员在一起。谈话时他不说普通话，他说湖南话，女译员既能译普通话也能译湖南话……”马尔罗接着又说：“把法国外交部和中国外交部的打字稿拿来对照，大家还是觉得我的文本非常接近的……当然我进行了一些加工处理……”他的一名女性崇拜者对他提起《反回忆录》时非常虔诚：“大师，只是有一点欠缺，毛泽东的谈话口气太像马尔罗了。”
波伏瓦在自传体作品《回顾》中说到马尔罗，“望着一样东西，老老实实说出看到了什么，这种做法对他来说太没意思了，他不会这样谈，他必须再想到另一样东西。”
一九四三年，马尔罗在圣夏芒韬光养晦，出版了《阿尔腾堡的胡桃树》，主人翁万尚•贝尔吉说：“人不是他所藏的一切，人是他所做的一切。”马尔罗到了晚年，他对人这样说：“人不是他所藏的一切，人也不仅是他所做的一切。”
是啊，别人说到一个人做过的事，可能是子虚乌有的，然而这些“事”又激发其他人去做其他的事，难道算不了是这个人的生平事迹吗？这确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
（《万象》1999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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