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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作家吉尔伯•塞斯勃隆及作品

《不系颈圈的野狗》和《被扼杀的是莫扎特》

马振骋

    吉尔伯•塞斯勃隆（1913—1979），虽然第一部诗集《激流》问世于一九三四年，但依然被列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涌现的一位作家。一生著作甚丰，计有小说（长篇、短篇）、剧本、诗歌、评论、散文、日记等四十多部。

    一九四四年，他把第一部小说《巴黎无辜的人》手稿交给一位朋友阅读。朋友带至瑞士，一个文学委员会根据这份手稿颁发一项文学奖，然后付印。后来塞斯勃隆从另一位朋友手里获得这本书，才知道自己的小说已经出版。三十年代名重一时的法国女作家科莱特，当时已七十高龄，邀请塞斯勃隆去她府上，对他说：“我要你来是想告诉你，倘若我写出《巴黎无辜的人》第二章，我会感到幸福和骄傲。”

    奠定吉尔伯•塞斯勃隆在法国文坛地位的，是在一九五二年发表的两部作品——小说《圣人下地狱》和剧本《半夜了，斯威兹大夫》。小说《圣人下地狱》描写一位神父到巴黎近郊工人区传教，看到工人生活悲惨不堪，遭受压迫与剥削，奋然与工人一起反对雇主。工人传教士这种布道形式后来被罗马梵蒂冈教廷明令禁止。但是书中暴露的工人区贫困绝望的状况一直使法国人的良心受到极大震动，这部小说得到“五十年代的《小酒店》”的称誉。

    剧本《半夜了，斯威兹大夫》的主人公阿尔贝•斯威兹大夫，是法国现代史上一位真实人物。一八七五年生于阿尔萨斯。四十岁时，他是斯特拉斯堡大学最年轻的医学教授，欧洲闻名的哲学家和神学家，世界最优秀的管风琴演奏家之一；他放弃地位、荣誉和安适，毅然前往非洲，到法国殖民统治下的加蓬，在兰巴雷内小镇上行医，靠募捐、个人版税、开音乐会筹款，亲手创建了那里的医疗卫生事业，为了“补赎白人在非洲犯下的暴行和罪恶”。斯威兹大夫在一九五二年获诺贝尔和平奖金。剧本描写欧洲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消息传至非洲一个小镇，五个法国人：斯威兹大夫、一名军官、一名行政长官、一名教士、一名护士，在这紧要时刻，面对战争、死亡与爱情的态度。一九四九年，塞斯勃隆特地去阿尔萨斯的一个小镇拜访素未谋面的斯威兹大夫。度过了两天，临走前，塞斯勃隆对斯威兹大夫说：“大夫，我把剧本的手稿带来了……”大夫打断他说：“手稿我不想看。我生平一个原则：我信任对方，但只是在我看过他的眼睛以后。”就这样，剧本未经原型人物过目，就在法国演出，轰动一时。

    塞斯勃隆在法国被人誉为当代最深入社会、最仗义执言的作家之一。他最受欢迎的作品都反映法国当时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除了上述两部，主要作品还有《不系颈圈的野狗》（1954），追溯青少年犯罪的根源。《比你想象的要晚》（1958），探讨医学界的安乐死问题；一对青年夫妇结合十年后，突然获知女的患了不可治愈的癌症。死亡阴影笼罩这对伴侣心头，两人沉浸在各自的痛苦中。是否可以人为地结束病人的生命，摆脱无益的痛苦？在此情况下如何找到感情的出路？《狗与狼之间》（1962），提出暴力问题。那些年代正是法国政府疯狂镇压阿尔及利亚民族独立运动，煽动所谓爱国主义情绪，动员青年参军。生性懦弱的罗朗•盖兰象许多青年，在狂热的煽惑下参加镇压殖民地的军队，在阿尔及利亚发现了战争的真面目。在暴力肆虐的时代，什么才是真正的勇气？《被扼杀的是莫扎特》（1966），借一桩离婚案，指出这个时代对儿童心灵的毒害。《给一个死去少女的公开信》（1968），思考青年自杀的社会原因。当时法国社会调查说明，十八岁到二十岁青年中，自杀是仅次于车祸的第二死因。书中写一位中年男子面对一位不久前自杀身亡的二十岁少女，绝望地探索是什么促使她在年华如锦的时刻甘心毁灭自己的生命。这也是对时代的一次审讯。《花言巧语的时代》（1972），指出西方社会电视、电台、新闻冲击思想、制造假象的消极作用。一九四四年的贝诺阿是二十岁青年，到一九六八年他的儿子法布里斯恰好也是二十岁；然而这一世代的变化，这两代人的差别大过以前几个世纪。作者说；“干这行的人不依靠花言巧语便无法‘光荣地’履行职责。”

    在他所处的那些年代，法国文坛宣扬故事无情节、内容无主题、行为无意识的创作，文章暧昧晦涩，形式新奇，内容贫乏；塞斯勃隆怀着一颗赤诚的心，面对现实，中肯地反映当时普通人遇到的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不抱幻想，不感颓丧，执著地歌颂爱与善，鞭挞恨与恶。法国作家安德莱•莫洛亚称他“在这个犬儒主义与残酷的时代，有一颗向着怜悯开放的灵魂。”另一位评论家说：“我不知道后代会从塞斯勃隆的作品汲取些什么，但是很可能的，历史会在他的愤怒与爱的语言中，找到这些动乱年代的真正面目。”塞斯勃隆自谦是个当配角的作家。当有人赞扬他写这些作品要有勇气，他真诚地说：“只要我没有因我写的东西而坐牢，只要我没有因我写的东西而被枪毙，就谈不上勇气！”在他眼中，在艰苦中奋斗的普通人才是勇士。

    塞斯勃隆的作品在一九六二年获摩纳哥雷尼埃亲王文学大奖；这是根据一位法语作家的全部作品颁发的一项奖。一九六八年法国一次文学调查表明，在十五岁到二十岁青年中，塞斯到隆在加缪、圣埃克苏佩里之后，是第三位拥有最多读者的法国作家。

    塞斯勃隆的许多作品的主角是孩子与老人。他认为在西方社会，孩子与老人是没有自卫能力的人，完全听任别人的主宰。他也处处流露对孩子的爱，对老人的同情。他在每部作品结尾无例外地写上：“再见，我心中的孩子……”意指他创作的人物都是他心爱的孩子，如今要离开孕育他们的人，到读者中间开始自己的生涯。他在《破碎的镜子》（1973）中说：“假如我是浮士德博士，我向魔鬼要求的不是青春，而是童年。”

    他爱孩子的纯洁、信任、无私的爱、对一切的新奇感。但是，“我们的时代给我们生出来的孩子安排了一个什么样的命运呢？”这是塞斯勃隆常在作品中提出的问题。他认为这个世纪的孩子得不到应有的保护，他们呼吸的空气是污染的，气氛是恶浊的，大众传播媒介展现在他们面前的是一个歌颂暴力、宣扬黄色、灌输自私哲学的世界。

    描写孩子的作品中最著名的是《不系颈圈的野狗》和《被扼杀的是莫扎特》。前者围绕弃儿罗贝尔和贫民窟少年马克的故事，反映一个少年教育中心的生活，在各个少年身上又折射法国社会的不同侧面。当时少年中心是私人资助的慈善机构，收容孤儿、弃儿、少年犯，由一些具有献身精神的管教员管理。这些孩子不论在街头还是在中心，组成自己的社会，都有自己的法规、荣誉和英雄。他们靠义气、说谎、沉默来反抗带给他们不公正命运的世界，总是选择团伙中最凶狠、最狡黠的人做他们的领袖。这个特殊的社会对大人讳莫如深，在内部则甚有传染力。他们好心有余，意志不足，善恶难辨，轻重不分，往往一时冲动做蠢事，一步步下陷，在严酷的生活中贻害终身。少年法庭法官拉密是一位有正义感的人。在审问孩子时，发现应该制裁的是家长；在审问家长时，发现应该制裁的是制造失业、贫民窟、酒吧、儿童禁看电影的社会。他和志同道合的人在能力范围内，力图挽救失足少年。但是像书中所说的，他们可以筑坝填岸，把河流引向出海口，可是无能为力去控制造成这些罪恶的源头。这不仅是法律问题，广义说也是每个人面对少年儿童教育所负的责任问题。任何哪个孩子生来不是一个孬种，而是一株幼苗，将来成为社会有用之材，还是害群之马，很大程度取决于环境和教育。

    《被扼杀的是莫扎特》，这书名原取自法国小说《人的大地》中的一句名句，意思是每人生来都有灵性，若在童年得到正常教育和熏陶，日后都可抚育成一位莫扎特。可是现实社会不能使这份潜在的才能有所发挥，绝大多数人一辈子庸庸碌碌，犹如莫扎特遭到了扼杀。小说中，马克继承岳父开创的房地产企业公司，当上董事长兼总裁。四十岁时结识旅行社女导游玛丽蓉，把她养在外室。妻子安妮丝接到一封匿名信，去把他们当场抓获。她一怒之下委托律师提出离婚。她从小娇生惯养受不了刺激，住进专为富贵人开设的精神病院。诉讼期间，发生七岁儿子马丁轮流监护问题。半年中马丁像包裹似的辗转送往祖父家，母亲的奶妈家；后来又是祖父家，祖父死后又往教父家。他人的爱不能抹去父母分居在他心中留下的阴影。他惶惑、骚乱、孤寂。社会的冷漠和色情又乘虚腐蚀他的心灵。马克和安妮丝出于自私的目的愿意言归于好。欣庆一家三口重新团圆时，做父母的却不知道马丁已成了一头狡黠、冷漠、信口撒谎的小狐狸。小说情节平淡，没有戏剧性场面，然而写得不落寞臼。塞斯勃隆不写离婚惯常引起的财产纠纷、憎恨、报复。他提供一个玫瑰色的背景，更衬托主题的悲剧性。儿童教育不得有半点疏忽。此外笔法诙谐而富感情，写景独特而又形象。随着马丁的经历，读者看到巴黎、外省、小镇的人情世故，城市与乡镇的对比，战前一代与战后一代的冲突，宛如一幅幅风俗画先后出现在眼前。

    一九七六年，塞斯勃隆在接受另一位作家采访时，声称他没有传记，他不象马尔罗、圣埃克苏佩里、海明威一生充满传奇色彩，亲身经历大大丰富各人的作品。他的生活很平凡，一个妻子，几个孩子，一天八小时在一家企业办公室工作；跟常人不同的是每年出一本书，过着作家与职员的“两重生活”。

    塞斯勃隆出生在一个医生家庭，父亲是物理学家玛丽•居里夫人的合作者之一。中学结束后，在巴黎政治科学大学受高等教育。毕业后并没进入政治界或法律界，而应朋友的邀请到巴黎一家电台工作。他的文学偶像是瓦莱里、司汤达，深受拉辛和维尼的影响，欣赏缪塞的戏剧更过于莎士比亚的戏剧。一位当编辑的朋友对他说：“你看过《大个子莫尔纳》了吧？那么，给我写部你的《大个子莫尔纳》。”这句话使他走上了文学道路。他继续在电台工作，他认为作家最好有一个与写作无关的第二职业，可以保持创作的独立性，不会因经济原因违心写什么，匆忙写什么。一九三九年在法国军队服役，担任与英国军队的联络工作。敦刻尔克撤退后，他退役回到巴黎，在全国救济会工作，这机构是以贝当的名义组织的，光复后受到强烈抨击，后来又获平反，其实它只是从事灾民、难民、俘虏家属和营养不良儿童的救助工作。

    一九四四年后，他差不多每年有一部作品问世。有人问他是不是发表一部写一部。他回答说：“我不是苹果树，每年结一次果。”事实是许多题材象种子播在他心里有好几年，然后才慢慢抽芽成长。比如《圣人下地狱》，从构思、定稿到发表，其间经过七年。他早在一九三三年听说斯威兹大夫其人。一九三六年受到一篇文章启发，决定写一部这位活着的巨人的作品，一九四九年征得大夫本人同意，终于把《半夜了，斯威兹大夫》一稿杀青，在一九五二年出版。

    他每天在办公室工作八小时，上下班都靠步行。手边总有一本小册子，在路上、车上、飞机上，利用假日周末，写下他要对世人说的话。除了出版的必要事宜外，很少与文学界打交道，绝不参加关于自己作品的论争。他就是靠“业余时间”的勤奋，留下大量充满人道精神的作品，虽不是提出新思想的辉煌巨著，然而是他生活过的这一时代的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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