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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德拉的《慢》

没有一句正经话,没有一个正经人

马振骋


    提起昆德拉,无不知道那部书名叫人不得要领的《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然而他历来发表的作品又厚又重,读了以后心情实在轻不起来。

    1968年,苏联坦克开进布拉格,风华正茂的昆德拉失去了高等电影研究学院的讲师职位。《玩笑》与《可笑的爱情》已经问世,两年后《告别圆舞曲》中认为自己已到封笔的时候了。他的法国朋友支持他,加里玛出版社翻译出版了《玩笑》,阿拉贡作序说:“我把这部小说看做是重要作品”。

    在朋友鼓励下,昆德拉1975年移居法国。他自称早期对他影响最大的是贾纳切克、卡夫卡、缪西尔等中欧作家。但是他得到法国人更多的友谊和理解,也在法国写出最成熟的作品。他的妻子对他说:“法国是你第二籍贯。”他也在法国开始他的“第二生命”。

昆德拉的《慢》    昆德拉从青年时代就阅读法语书籍,喜爱法国文学,翻译阿波里奈尔,撰写萨特戏剧评论,最欣赏的法国作家是拉伯雷和狄德罗。他向捷克文坛告别后,到了法国生活在一个新的文化语言环境中,写的小说更法国化,更欧洲化。《笑与遗忘的书》、《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都是在一个奇特的环境中创作的。创作的地点是法国,使用的语言是捷克语,面对的读者是西欧人;内容上他知道他的书决不会在捷克出版,信马由缰反而更少顾忌;语言使用上知道必须先译成法语才出版,用词循规蹈矩.避免译文为难,辞不达意。

    他在一次采访中,发觉读者对他作品的印象跟自己的原意出入很大,开始比较《玩笑》一书的不同译本,吃惊不小。发现整章的思考都被删掉,许多段落都有缩节,章回任意颠倒,风格也有很大差别,一系列表达法都译得不够妥帖。1985-1987年间,他花了两年工夫对作品的法译本逐字逐句重新审订一遍,最后与法语译者合作之下,完成了经他认可、与捷克语版具有同等文本价值的定本,还在每部法语版书的扉页中作出说明。

    昆德拉尝试直接用法语创作,先是一部剧本《雅克和他的主人——狄德罗赞》,然后是评论文集《小说的艺术》与《被背叛的遗嘱》。1995年发表第一部法语小说《慢》,成为文学史上屈指可数能用双语创作的小说家。

    用第二语言创作小说,是充满危险的挑战;若说白了,也是一桩不可能的使命。当然在文学史上有例子,如贝凯特……这只是例外,例外恰好说明规律,有一句熟语不是这样说的吗?用第二语言可以写出一部简单的自传体小说,因为这时语言的容量与思想的容量是相符合的。《战争与和平》、《悲惨世界》、《匹克威克外传》这样的小说用第二语言是绝对写不出的。

    昆德拉用法语发表了《慢》以后,一部分法国人对此不以为然。评论家弗朗索瓦•里加尔则称赞他使用的是简约的散文,因其简约,也是“最直接、最不花哨、同时也最柔软、尤其是最精确的法语散文”。

    那么昆德拉对自己的法语又是怎么说的呢?他给文艺评论家安德烈•克拉维尔的回信中,幽默诙谐,说出自己对法语的一片深情:“……我要说法语时,没有一句话是轻易说得出来的,能说会道的天性帮不了我的忙。每个字是征服,是技能,是思考.是发明,是冒险,是发现、是惊奇。每句话需要我全身心投人。”对于任何作家都是一样的,第二语言再精通,也代替不了母语;除非长期荒废后母语衰退成了不是第一语言了。

    昆德拉又说:“……我和法语的关系。就像一个14岁少年跟他爱得发狂的嘉宝的关系……少年对嘉宝颤声说:‘我要跟您亲热,只跟您一人亲热,您不能也爱我一点点吗?’嘉宝听了疯笑不止,说:‘跟你?哦!不,不,真的不行。’爱遭到拒绝只会更加激奋,法语愈不爱我,愈叫我爱。”

    《慢》使用的语言虽然不同,但是风格与修辞,依然是道地的昆德拉。只是小说的“尺寸”小了许多,才五六万字,内容相对简单,在法国一座城堡酒店里一夜间发生的事。昆德拉惯有的思想“漫游”,又把读者带进了十八世纪这个男人假发扑粉,女人粉面点痣的时代。于是故事在两条平行线上进行,一条说历史上的深闺生活,一条说当代的时事闹剧,只是到了结尾处,两条平行线在院子里一偏,交叉时穿插古人与今人的相会——跨越时空的想像。

    在这个什么都讲究快、人人都抢着亮相追求享乐的时代,昆德拉却给自己的小说取名为《慢》,慢什么?慢慢思想?慢慢行动?难道“快”是个世纪病,又被这位愤世嫉俗的老作家一语道破了吗?

    据昆德拉的说法,“速度是技术革命送给人的礼物”。首先为了追求最大利润,生产领域提倡快,运输提倡快,通讯提倡快……这个我们在卓别林的《摩登时代》已经痛快地笑过一通。事到如今,带动一切都提倡快,人人渴望在第一时间得到自己渴望的东西,时间切割成一块块互不连贯的瞬间,事情过后在记忆中留下的是一片空白,于是这个讲究快的时代,也将会是个被遗忘的时代。

    昆德拉还用一贯调侃的语气,说做爱要品味,生活也要品味。不宜太快:“……太激奋就不够细腻,好事前的种种妙处不及品味就匆匆奔向欢乐……”太快是个宿命的不可避免的错误。十八世纪的T夫人就知道当着人可以买弄风情,却要躲着人寻欢作乐的道理。事情发展太快时,她会降速,设计小屋插曲,使得她与骑士幽会的最后阶段,在新的背景下绸缪缱绻,享受慢的极致。

    昆德拉毕竟是年过七旬的老先生了,用性爱做比喻,不像美女作家是为了增加小说的卖点。切瓦蒂克在他的评论集中说:“在昆德拉的小说中,性起的是哲理和思维的作用,它比任何东西更能说明个人的生存环境。”昆德拉本人在与菲力浦•洛特交谈时也说:“我觉得一场性爱,会放射出一道令人难信的强烈光芒,一下子照亮了人的本性深处,凸显了他们的生存情境。”

    不管你能不能体会,能不能同意,这总是昆德拉的性观念,恐伯也是进人昆德拉小说世界的一把钥匙。

    “米兰科、不要说笑啦。”十几岁的米兰科在院子里跟小朋友玩时,他的妈妈常常从窗口这样把他叫回来,当米兰科长大成为米兰•昆德拉,他再也不用妈妈的管教,在一部又一部小说里,妙语如珠,逗得读者笑出了伤心的眼泪。他在《慢》这部书里说得更加明白,准备写成一部没有一句正经话的小说。在昆德拉的小说与阅读理论中。有一句重要的话:“小说是道德评论暂停的领域。”小说是小说,不是道德箴言,不是人生解题。真正的小说,纯粹的小说,应该以拉伯雷《巨人传》、塞万提斯《堂•吉柯德》为楷模,表面插科打诨,引人发笑,时代弊病与人性真率也尽在其中得到充分表现。

    《慢》从第一页起,就让你被昆德拉引入轻快润肤的水流,浮沉漂游。犹如读拉伯雷的小说,听莫扎特的《唐璜》,看博马合、莫里哀的喜剧。全书没有一句正经话,这有点儿夸张,没有一个正经人物,这倒是实情。一见摄影机镜头就会作秀的公众人物,游泳池畔旁若无人做爱的现代人,对着话筒自我吹嘘而忘了演讲的学者……昆德拉还杜撰了一个新词“舞蹈家”——膨胀的自我在手舞足蹈、时时刻刻要引人注目的人物。在这个摄影镜头横冲直撞的时代,连战争与做爱也都喜欢在它面前表现。

    人人渴望当明星,哪伯几分钟也好.在别人的目光里寻找自我,体现自我的价值,不然岂不是白活了!于是大家有意识地、无意识地、正经地、没正经地在人前“赤裸裸、疯癫癫、 做美、得意洋洋”。

    昆德拉作为小说家,不但不正经,还很煞风景,叫人没趣,经他这么一说。我们每晚坐在电视机前的兴致大打折扣。不由怀疑,我们辛辛苦苦正在做幸福的人,还是傻乐的人。

    西方评论家看待“流亡”作家的作品往往带有有色眼镜,首先注意书中的“政治”成分,而忽视其“美学”成分。昆德拉为此感到很不满意,他在1993年发表的《魔论》一文中说:“我在捷克写的作品与在法国写的作品之间没有断层……作为小说家,出发点是某个人的具体生活;从这个观点出发,看到两个世界的相似处,不会不为之感到震惊。”当他在捷克见到廉租公寓,缺乏以人为本的居住理念,高音喇叭随时随刻灌输一个意图,感到可怖,只是到了法国,才知道:“到处横行同样的官僚主义。大企业对使用者的蛮横代替了阶级斗争。手工艺技艺日益衰落。讨好青年的官场演说愚不可及,假期旅行类似牲畜放牧,农民手工劳动逐渐消失,使田野变得丑陋。这些公约数中最糟糕的一点是对个人和私生活的不尊重。这里有人挥舞神圣的‘知情权’为此辩护……不论什么制度,我们大家在这里和那里,都是生活在一个被同样深刻的倾向控制的世界……而这里面对这些荒谬现象,却有心把它们看做是神圣民主制度下一件无辜的常事或者一个必要的属性。”

    这又是了解昆德拉的另一把钥匙。


    (《读者导报》2002年9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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