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人心中不矛盾
马振骋
尚达尔乘地铁到火车站，跳上郊区火车到蒙费梅依，天天如此；她又天天从办公室提前溜号。她看着表微笑，想到在16点56分那趟火车上遇到的朋友，他们跟她一样都是有家室的普通男女。4年以来他们天天约定在车厢里打桥牌，都是从办公室提前溜号的。从平淡刻板的生活中挤出点休闲时间真是快活。去年还曾在车厢里举杯共庆大除夕！尚达尔是行政部门的秘书，42岁，孩子开始长大。幸福吗？“应该幸福，”她说。她是法国人。
在车厢的另一头，一名中年男子对工作、对道路、对来往不停的人群大发牢骚。他是法国人。这是9月中旬，一群群人神采飞扬，即使在地铁中也兴致勃勃。白领与蓝领都是皮肤晒得黑黝黝的，穿来梭往，口袋里没准还有黄沙和贝壳。他们是法国人。
再过去，一名少年穿Reebok牛仔衣，耳上戴一只随身听；左右脚来回颠动，那是大卫，法国人，巴尔扎克中学学生。他的父母不喜欢美国化的电视节目，咒骂迪斯尼乐园和米老鼠文化，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们给大卫买迈克尔•杰克逊式的衣服，动不动像美国人那样给儿子找心理医师！
这些都是普通的法国人，表面上若无其事，脑于里到底在想什么？
然而法国人还是有所害怕的。那位溜号后在车厢里打扑克的尚达尔害怕退休，害怕孩子的前途。大卫摘下随身听要上数学课，害怕考试不及格。那个在月台上哗啦哗啦的流浪汉害怕说话没有人听……而那些一帆风顺、工作利落、手提亮晶晶公事包的白领职工也有所害怕，他们害怕失去职位，还害怕夜不成眠，靠镇静剂镇定情绪。
法国人创下了服镇静剂的欧洲纪录。一场网球友谊赛下来，一顿工作宴席吃得杯盘狼藉时，莫不接着悄悄说起了知心话。不是老板不好惹，就是传说公司下个月要大量裁员。白领职工一过50岁就照镜子，在镜子里寻找险上的死肉。52岁的大公司商务专员让•保尔说：“要是我失去位子，这辈子也就完了，年轻人有的是，我太贵了！”他一边说一边把肚子往里缩，到了晚上又猛啃外语。
经济学家勒内•马米说：“大部分法国工薪阶层在工作中好像不大称心……他们有什么样的前景？爱情、权力和金钱，他们真正能够得到的是什么？他们没有职权，也永远不会发财。工薪阶层辛苦一生也就只剩下爱情是可以盼望的了。”可是企业决不是谈情说爱的地方。结果大家争着出去度假——换一换环境。
结果呢？法国人在休息日“休息”得很累。星期一进办公室精疲力尽。凑在一起发牢骚……失业、堵车、工作辛苦、债务逼人……焦虑情绪像雾一样扩散。
问题是节约！节约能源，节约钱，还要节约人生！要买的东西不买，要做的事情不做。那些普通人，像尚达尔那样不当老板的人，像大卫那样的年轻学生，像让•保尔那样有阅历的人，又怎么样呢？
帕斯卡•勃吕克内出了一部小说，叫《神圣的孩子》，书中的幻想故事跟法国人的复杂心理很相像。一个胎儿在母腹中还没长到10厘米已经会阅读，会叙述，会思考。他还没有出生，但是靠了形形色色的机器仪表，已经知道他将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世界。这时他宁可赖在母腹中不出来。法国就像怀了成千上万这样的胎儿，他们渴望了解和理解，但是又被外面的世界吓坏了。
法国当代作家皮埃尔•达克说过这样的话：“我们是什么人？我们从哪儿来？我们又往哪儿去？这三个永恒的问题始终得不到解答，而我要说的是，对于我个人来说，我就是我，我从家里来，我往家里去。”
这话令人深思。只是法国人在问：“那么，我的家又在哪儿呢？”法国人喜欢吃，喜欢喝，喜欢自相矛盾。自从晚间电视节目在家庭中代替了家常谈话，小荧屏像一面镜子反映了法国家庭的心理，这也是精神分裂症的“软性”版本。就像拉瓦依亚克，他讨厌电视，但是又不能没有电视而生活；他要求文化，但是仅看些无聊的节目。他欣赏珠光宝气的歌舞场面，但是又说只有法兰西学院的课听了才过瘾。法国人的邻居——一如德国人和英国人——并不老是把工作和娱乐，精神和物质，笑声和眼泪对立起来。法国人就不是这样，他们的身体若是屈从轻松的娱乐，他们的头脑若在20点30分停止满足求知欲，活着就有一种奇异的犯罪感。
过去曾经电视中有一档文学专栏，由文艺评论家贝尔纳•比代主持，邀请作家、评论家到电视镜头前各抒己见。大家一致公认这是电视中讨论最精彩、品位最高的一档节目。后来停办了，45％电视观众都表示遗憾。然而这档节目播出时，表示遗憾的这部分观众中大多数并不观看，而是把键钮接到另一些轻松的节目上去了。
在巴黎市内圣马丁运河边上有一家小旅馆，本世纪初法国作家欧仁•达比以这家旅馆作为背景写了一部小说——《北区旅馆》，后来又由电影大师马塞尔•加奈搬上银幕，成为电影史上的经典之作。小小的北区旅馆也成为名闻遐迩的“胜地”。小说中有这么一段独白，老板娘路易丝在接待一名新客人时说：“您有证件吗？真够呛，巴黎就是外国人多！我这里就有波兰人，他们的名字写也写不上来……天哪！旅馆不出小偷才怪……”听了这些话，也可知道排外的牢骚不是从勒庞（法国国民阵线主席，以排外闻名）才开始有的。
这也是法国人潜意识中的一个精神分裂症。在全世界看来，法国倡导人权就像意大利宣扬天主教一样天经地义。法国接待形形色色的流亡人士义无反顾。只是外国人到了法国要赶快忘记过去的一切，融入到法国社会中去。这点法国人不像荷兰人，荷兰人对待其他人的特点非常宽容，甚至还愿意他们不同的文化在荷兰土地上发扬光大。法国人不能长期容忍一个异乡人在周围生活。他们希望那个异乡人按他的形象改变自己，愈快愈好。他要求异乡人在最短时间内变成自己的同胞，若有可能讲法语不带口音。这时候他们可以自由地干他们愿干的事，意大利人吃他们的比萨饼，西班牙人吃他们的什锦糕，阿拉伯人吃他们的“古斯古斯”，中国人吃他们的春卷和小笼。
法国从来没有承认过自己是一个移民国家，法国却是世界上继美国之后移民最多的国家。除了维希时期，历届政府都不同意在劳工输入或入籍问题上制订种族配额政策。对此法国人的潜意识也是微妙的，一方面“不惜任何代价控制边界偷渡”，一方面又“不许侵犯人身基本自由”！这种心理状态也因为他们没有忘记有多少法国人原本就是外国人，当年若实行限制政策，关在边境外的会是他们自己的祖先。
法国人对美国的态度也充满矛盾，也可能因为今天的美国是明天的法国，在美国人身上看到自己三四年后的形象。知识精英历来有反美的传统；美国既被他们奉为楷模，也被他们作为垫背。他们讨厌美国人，又处处学他们的样。他们抨击美国文化，又张口闭口科波拉和伍迪•艾伦；他们大声疾呼振兴法国歌曲，又总是听迈克尔•杰克逊、普林斯、玛当娜；萨特在政治上是反美闯将，又承认自己真正偏爱西部片，向同胞郑重推荐杜斯•帕索斯和福克纳。又有多少法国家庭大骂米老鼠文化以后，又带了一家老小赶往迪斯尼乐园。法国影星阿勒蒂，在30年代欧洲影坛是与好莱坞嘉宝相提并论的超级巨星。她故世那天，在法国报刊占的篇幅还不及梦露逝世周年的相关报道。法国自己报纸刊载的消息没人理会，非要《华盛顿邮报》转载后才算新闻，引人注目。
1982年，文化部长雅克•兰谢绝到杜维尔去参加美国电影周。10年以后，同是这位部长向浑身肌肉的斯泰隆颁发艺术成就奖章。文化部如此，整个法国也是如此，对待美国总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法国人愈是遏制美国影片入侵，美国电影病毒散布愈迅速。80年代初，三个法国人中有一人看美国片，今天三个法国人中有两人看美国片。德国、意大利电影业早被好莱坞压得透不过气来，“法国制”影片还在负隅顽抗，最大的原因是美国人懂得如何结合娱乐与社会题材。《末路狂花》说的是女权主义《与狼共舞》说的是不同文化的亲和关系，欧洲拍同样题材的影片就不会拍得这么生动热闹。尽管法国知识界对法国导演让•皮埃尔•玛里埃尔的《世界每天早晨》推崇备至，但是受法国观众欢迎的还是美国电影。他们的英雄是迈克尔•道格拉斯、汤姆•克鲁斯，就像昨天的偶像是詹姆斯•迪恩、玛丽莲•梦露。
法国不是唯一的模仿者，但是法国的特点是：跟在美国后面愈紧，把美国骂得愈凶。当年有人四处活动，要让米老鼠到埃菲尔铁塔附近几公里处钻洞，迪斯尼乐园建成后又开始抵制米老鼠文化。闹得沸沸扬扬，连当时密特朗总统在跟记者谈话时觉得有必要提一提；仿佛建不建欧洲迪斯尼还需要举行公民投票似的。
当美国人输出他们的生活方式时，大家就不知道求哪个神保佑好。美国有了性骚扰，法国也谈性骚扰，然而同时顽强地保护自己抵抗女性专政。就像转得头发晕的时候，法国人需要向反方向转上几圈才静得下来。
弗朗索瓦•努里西埃在谈到自己一部作品时说：“我时常想到法国人的素质大大降低……我记忆中是一个病态、疲劳、痛苦、长疥癣的法兰西。”另一名作家阿兰•芬基尔克劳特在《自由报》撰文说：“我爱法国，我爱我的祖国，但是法国徒有虚名，法国的危险实在要比德国的危险更实在。”
这两位作家都有一大群读者，一长串头衔。努里西埃是右派，但是他的书——据他自己说——是一个憎恨右派所作所为的右派法国人写的书。芬基尔克劳特是左派，但是他的文章把社会党总统、外交部长、教育文化部长说得一无是处。他们两人都说，他们非常热爱法国，可惜法国人是混蛋。
这种“法国很可爱，法国人很可恨”已不是什么新调子。福楼拜在1871年喟然叹曰：“可怜的法兰西！”让•科在1972年也说：“可怜的法兰西！”不论右派、左派、不左不右派都异口同声，只是调子不同：“可怜的法兰西！”法国会有多么可爱，如果没有这些法国人的话！
当年戴高乐眼睛望着远处，神情高贵地说：“我一生对法国形成一种看法。”然后他低下头说：“法国人是小牛。”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总有一条鸿沟。这有点可笑。这点可笑是因为这点平常得令人绝望。就像在爱情故事中听到这样的话：“啊，我多么爱你！”接着又是一句：“要是你肯改一改。’”当一个人疯狂爱上另一个人时，他总是在对方的身上寻找的是自己；当他看到对方是另一个人时，那个人就没有权利继续做自己。
这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虽然自相矛盾。这却是爱情的故事。
( 选自《巴黎，人比香水神秘》，199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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