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切和他的《青春》
文：约翰·厄普代克
译：马振骋
有的作家，如亨利 詹姆斯，到了创作后期，心里涌现写自传的冲动；他们终于不用伪装和操纵，可以放松心态，记起怎么一回事就写成怎么一回事，就像一席盛宴的主人满足客人内心的善良愿望，慢条斯理把自己的身世娓娓道来。有的人像菲列普·罗斯在《事实》一书中，利用写作事业的中途，在创作一系列虚构小说之际，确定一些基本素材。然而愈来愈多的作家，如弗兰克·康格依在《停止时间》，一开始就写自传，仿佛在干一番事业以前先来发掘一下自己。J.M.库切，这位想像丰富、文风严肃、目光敏锐的南非小说家和评论家，六十岁刚过，发表了在我们看来是正在写作的回忆录的第二部：《青春：外省生活场景II》。
它的前一部书《童年：外省生活场景》，在五年前出版，副标题或许更能点明书的内容。主人公名叫约翰（如约翰·迈克尔·库切）（译注：库切现把“迈克尔”改为“马克斯韦尔”），用第三人称表示，时间是现在式，确是一个外省城市的男孩，在书的后面搬家以前，住在开普敦北面伍斯特镇郊外的一幢大房子里，房子四面透风；新的但是满是灰尘。日期与年龄都是模糊的，但是书一开始，他大约八岁；当我们遇到他时，让我觉得在读三年级；当我们离开他时他十三岁，回到开普敦，他的家庭——父亲、母亲、弟弟——是从那里来的。“场景”，而非连贯的历史，就像它在Granta和Artes杂志部分发表时显示的。那个最长然而并不沉闷的篇章描写由约翰的叔叔森管理的家庭农场，它有一个美丽的名字：鸟泉，这些旧事写得非常生动，深有感触，确是我们盼望从一个南非白人童年回忆中听到的事；库切在总结他的可以说是粗暴的求学生活，暗示了脆弱、不公正的种族关系。更少见的是这个孩子的复杂的自我意识中表现出倔强品性。他意识到“自己是家庭的王子”，就因此对父母都不满意——父亲没有尽一家之主的责任，母亲对他过分溺爱，他必然为摆脱束缚争取独立而斗争，使他在家里当个“脾气急躁的暴君”，在学校则是外表羞怯的优秀生。库切说，“他在伍斯特的家里和学校里的遭遇，无一不使他想到童年不是别的，只是一个咬紧牙关忍受煎熬的时期。”
当约翰十三岁时，他变得“执拗、多愁、阴郁。他不喜欢这个新的丑陋的自己，他要从中摆脱出来，但是这样的事不是他自己能够办到的”。他学习优异，得到的欢乐不多；只是逼着他对付一系列无情的考试（这类考试，通过或没通过，在库切头脑里是个挥之不去的形象）。约翰想到他的聪明可能给他带来的不是一个幸福的未来，虽然他“一心要做个大人物”，深信“他与众不同，另具一格”。他虽还年轻，心田却一片萧杀：“他的心是老的，这是一颗黑的、硬的、石头的心”。在英语课做单调的练习时，他想：
他若能够的话会写些什么呢……会写一些更为阴暗的事，一旦从他的笔尖流露出来，就会漫无边际溢出纸张，就像泼翻的墨水。像泼翻的墨水，像静静水面上掠过的影子，像穿越天空的雷电。
这恰好道出了库切早期一部 《内陆深处》的哥特式特征，但是约翰开始写作还要再等待若干年后。《童年》写到他的安妮婶婶的葬礼。她是个教师，一次对他说：“你那么年轻，已经知道那么多事情。你怎么把它们都留在脑袋里呢？”安妮婶婶终生的工作是翻译和发表她的牧师父亲写的一部宗教书，这部书拆拆订订，到最后还是一部草稿，堆在一个小间里。当孩子问起书都到哪里去了，没有人知道；“只有他一个人想这件事，他怎么把所有这些书、这些人、这些故事都记在头脑里？”
《青春》接着叙述的是约翰六年后的故事，那时他十九岁，是单独住在开普敦的一个大学生，依靠在学校打工为生，写到他二十四岁住在伦敦，无亲无友，当个计算机程序员和有志难酬的诗人。这第二部书缺乏《童年》的农家式亮点和家庭冲突，但是接触到一个超越一切、充满悬念的问题：我们的主角什么时候和如何发现自己的天赋，会成为世界级小说家；他虽不如此认为，但对我们读者这是很明显的。说到自己时，他几乎一成不变的没精打采，可怜兮兮：“贫困是他的本质。他处于贫困犹如鱼处于水中那样自在。如果贫困舍他而去，他就不知道自己怎么办了。”至于那个自我安慰的论据：“贫困是灵魂的学校”，他要做合格的艺术家，必须深入其中，他则反驳说，“贫困不是洗涤灵魂的圣水。恰恰相反，这像是一池脏水。每次遭遇一回贫困，他不是变得更光彩更坚强，而是更呆更软弱”。
二十岁时，在沙佩维尔大屠杀和可怕的黑色反应后，不断加强镇压的白人政府号召更多的人报名参加国防军，他离开南非去了伦敦，没有读完大学学位。他在伦敦觉得不受欢迎，“一个粗鲁的殖民地荷兰人”。他感到性饥饿。且不说“身材修长、蜂蜜色皮肤的瑞典女人”和“一双杏眼、身体小巧的”意大利女人，他在街头输窥到的英国美女，都是可望而不可及；跟他一起工作的低阶层英国女子，虽然“妖冶动人”，妖冶都像是一只模子浇出来的动物，“说话拿腔拿调”，更加不易理解。他不多的几次艳遇，包括那个从澳大利亚来借住干活的十七岁胖姑娘，总像是在犯错误。他唯一感到自在的关系是与一个上了年纪的南非女朋友的关系，她来到伦敦在一家夜总会当侍女，她作风爽快，喜气洋洋，不久也把他撂了。同时他在文学方面的志趣也更加明确，阅读文学杂志，思忖是否放弃诗歌转向散文，模仿亨利·詹姆斯还是D.H.劳伦斯，坐在大英博物馆阅览室里啃许多平庸无奇的小说，应付开普敦大学的硕士论文。
写自传的一个显著缺点，就是叙事者叙述的都是自己经历的事件与感受，与实际经历的相比显得较为被动；他对于自己对他人的影响，他自己的主动性和攻击性都谦虚地视而不见，略而不提。库切把自己描绘成一个孤独的爱情低能儿，傻傻地注视如莫尼卡·维蒂、安娜·卡里那这些外国女影星。不过自己随便算算，他还算是个迷人的帅哥。正当十九青春年华，他在开普敦跟一个三十岁情妇同居，她是风致动人、有点疯疯癫癫的护士，她向他指出男人如何用性来占领女人的身心，不管她可能有不利的障碍、日程和自我；他在逃避这些暧昧关系的后果上学得非常精乖，还是在开普敦，他使—个女孩怀了孕，由她独自去应付流产的全部琐事；在伦敦跟他的温顺的奥地利姑娘最后一夜相聚后，假装睡着，听任她在沉重的静默中悄悄地走出门去。
库切在记录令人难忘的生存技能时写到“伦敦，这个让他在它的冷酷齿轮上撞得头破血流的城市”。他没有工作，看了国际商用机器公司招收计算机程序员的广告去应聘（“他听说是计算机程序员，但是不清楚这究竟是什么”），在通过智商测试后（“他一直喜欢做智商测试，每次都做得不错”），参加培训就当了程序员。有多少立志攀登文学高峰的人，有足够的数学才能当上计算机程序员呢？不错，库切把它看作是一项枯燥无味的工作，但是他做得像模像样；一年后他要离职，决心集中精力当诗人时，国际商用机器公司还挽留他。后来当他的工作许可证需要 更新时，他在国际计算机公司伯克郡分公司获到了另一份计算机工作。他为“安装在奥尔德马斯顿郊外的国防部原子武器研究站内”的Atlas计算机做了一套软件。虽然他在冷战时期同情俄罗斯的立场，却发现自己成了自由世界军事计划的一部分，这使他的处境很不自在——“一个二十四岁的计算机程序员，处在一个没有三十岁计算机程序员的世界”，一名所谓的诗人“很明白他作为作家的失败与作为情人的失败，处在那么紧密的两条平行线上，以致这两者或许就是同一码事”——他的记述者这么说他。
我们从其他资料来源获知库切后来去了美国，在得克萨斯大学攻读语言博士学位；这一步带来的后果使他多少缓和了他处处不利的氛围，重新燃起了《青春》一书中通篇提到的受到挫折的雄心壮志。（这个氛围转移到他早期的小说《等待野蛮人》，构成富有寓意的背景，这部书的主人公，年长的行政长官，有一种年轻人的表情，迷茫、自我批评和自我宽容，这三者兼而有之；那座魔影幢幢的帝国加在他身上的悲痛折磨，接近于帝国式的国际商用机器公司雇员的切身痛苦体验。）回忆录将近结尾时，才有少许看到希望的发展：主人公因视力衰退而配上了眼镜；他发现了萨缨尔·贝克特的跟他意气相投的小说；在做电脑工作的余暇，套用帕勃罗·聂鲁达的词句，写了几首“伪诗”，登在开普敦的一份杂志上，在当地引起小小的轰动。他开始感到南非，“他心中的痛”，必须是他笔下的主题。这位后来获三次CNA奖（南非第一文学奖）和两次布克小说奖的得主正在挣扎诞生。
同时，这个南非荷兰人在伦敦受忧郁的袭击，这些往事虽不容易解释，但读来非常有趣。我们喜爱这个主人公，包括他的一切软弱的缺点和顽固的自我贬低，就像我们喜欢汉森姆的《饥饿》、陀思妥也夫斯基的《地下笔记》中的说胡话的人物，赤裸裸的诚实使我们感动。隽智的散文，环环相扣，使我们快快读下去，到处闪烁真实生动的细节。一个殖民地青年在伦敦寻找安身立命之地，这也是V.S.奈波尔最近一部小说《半生》的主题，小说有更大活动余地，允许他下笔辛辣生动，多姿多彩，这在《青春》一书是不多见的。比如说，在库切的回忆录里，就没有西印度群岛主角，跟他的巴拿马顾问的俗里俗气的女友做生意时的对话，喜剧性十足。琼在香水专柜后面工作，会给你提出直截了当的性建议，拿出你势利比你更势利、钱包鼓鼓的波希米亚腔调，人物塑造光彩夺目。库切的计划不允许他徘徊在本土生活中的这些场景。他的人物都是附加在这个“由他自己谈自己生活中的故事”里，这个概念在《童年》中已经显示，“他将接受的唯一故事，是他自己的故事”。他的挫折与屈辱完全触及了自我反省的内核，在这内核里，“在冷酷、寡情、下贱的深处”，他在琢磨自己会不会成为艺术家：“放任自己的倾向与罪恶，然后又痛悔莫及，像他现在做的一样，这能够帮他具备艺术家的品质吗？在那个时候他看不出怎样做。”
消逝的青春年代，在几十年后回顾，很不容易有一个明确而又超然的看法。库切细腻的自我解嘲弄不好会自贬身价，《青春》反复出现的修辞问题会成为笑柄。“我们的孤独感会不会消除，智力生活难道是对自身的奖励？……他初次涉足散文是不是预示他的生命方向的转折？他要不要放弃诗歌？……为了写作他又必须陷入贫困？”这种牛马生活产生的悬念确是存在的，至少对读者如此，他在现代主义后期的汹涌潮流中试图寻找他的或她的声音与物质。库切依靠非同寻常的智慧与辨别力，正视许多作家自以为是、不屑一顾而又匆促错过的问题。他后来的道路，通过贝克特和数学纯粹性，是一种最简单派艺术，他认为是他内心冷酷而引发的一种简约。“他若是个较为热情的人，无疑会觉得更容易做到这一切：生活、爱、诗。但是热情不是他的本性，”他最后说。当他还在开普敦时，他的情趣从霍普金斯、济慈、莎士比亚移向蒲柏，“他遣字造句时残酷的精确”，甚至移向斯威夫特，因为他更宽阔而更佳。他觉得自己完全同意庞德和艾略特的尝试，在英语中引入“法语的收敛性”。在他的一篇谦恭、洞察入微的评论中，库切指出多丽丝·莱辛“小修小剪”，成不了一个大文体家，而他自己的段落和情节则过分修剪，有时仿佛是遭到大砍大削的巴黎菩提树。他的长篇小说《耻》中的学校主人公听到一个非洲人大声说话，心想：
要是他知道就好了，他把语言说得那么沉重，使它疲劳发脆，就像内部被白蚁啃了。只有单音节词还可以予以信任，也不都是这样。
这位作家内心存在一种偷快的紧张，一方面是疲劳和被白蚊蛀空的词句里充满朝气、小心翼翼，一方面是孩子的欲望，把墨水溅得到处都是，失去控制，要释放他头脑里的东西。即使在《青春》中描写的电力不足的年代，他的剪辑了的叙述中放射出一种异彩，这些收敛性的篇章让我们急于往下读个不停。
（译文原刊 2003年12月《万象》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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