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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尔罕·帕慕克:为文明的共存而写作

——《我的名字叫红》评论之三

云也退

    10月15日,2006年诺贝尔文学奖公布后的第三天,以土耳其律师联合会领导人之一的凯马尔·科林克西兹为首的一群人终于按捺不住愤怒。他们宣称:评审委员会给奥尔罕·帕慕克发奖是出于政治原因,是别有用心的。

    把全世界第一文学奖项发给一个持不同政见者,瑞典皇家学院不是第一次做这样的事情,想必也对土耳其方面的反应早有心理准备。帕慕克的获奖让人想起36年前的索尔仁尼琴,想起22年前的捷克诗人塞弗尔特。作为深受人民爱戴的民族诗人,83岁的塞弗尔特及其家属不仅收到“不得前去领奖”的威胁,他的作品也在消息公布之后遭到更加严厉的查禁,民众只能秘密地进行庆祝,并为他的健康送上祝福。这次的帕慕克情况十分相似,自从他公开谈论了本国种族屠杀内幕之后,土耳其西北大城市贝莱吉克的民族主义者们反应神速,立刻举行了一次帕氏作品焚书秀,图书馆里他的书被勒令全部下架,人们在集会上撕毁他的照片,土耳其第一大报《Hürriyet》骂他为“卑鄙小人”,5月间,帕慕克甚至被迫取消了原定于要赴德举行的小说《雪》的朗读活动。现在,当他得知自己获得殊荣之后,第一反应也是推迟自己原定10月16日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进行的有关亚美尼亚人屠杀的演讲,无疑,其中多少有安全方面的考虑。

    人们常把苏联的索尔仁尼琴和萧洛霍夫的事例进行对比,这两人的先后获奖,或许可以说明诺贝尔奖的判断标准(尤其是对非西方国家的作家而言),并不是只看重那些跟政府过不去的人。实际上,诺奖不可能与政治毫无干系,但政治立场本无法决定一个作家的文学成就。就以帕慕克而言,全世界文学爱好者都会站在他的一边:因为他的才华有目共睹,他的争议来自持不同政见者的身份,创作成就却是无可置疑的(倒是前年耶利内克的创作成就后来备受质疑)。从《我的名字叫红》的中译本就可以看出,帕慕克具备了进入经典作家行列——或者用某外国媒体的话说,“进入瑞典皇家蜡像馆”——的一切条件。

    帕慕克在其作品中突显了“民族发言人”的身份,就像1990年诺奖得主、墨西哥作家奥克塔维奥·帕斯那样,他也在自己的代表作中淋漓尽致地展现对本民族历史的了如指掌,以及对民族艺术瑰宝的热爱——帕慕克曾说自己一开始想当个画家,因为他是个无法在办公室里和别人共事,只能独处、创作、冥想的人。他在《红》中颂扬土耳其的艺术成就,它荟萃了拜占庭、波斯和伊斯兰三种文化的精华,在西方绘画进入现实主义时代之后继续保留了最初的梦幻色彩;他通过主人公“黑”以及细密画掌门人奥斯曼大师的口吻无数次地赞美细密画艺术,赞美这一在真主安拉庇佑下的人类想象力的伟业。

    从某种意义上说,帕慕克为土耳其有所正名。历史上的奥斯曼帝国口碑并不好,一方面因为其劫掠成性,1453年结果了令无数西方文人魂牵梦绕的拜占庭,另一方面,伊斯兰文化对基督教的西方来说始终是个有威胁的他者。不过,帕慕克“正名”的方式是“局部还原”,是从一个侧面再现祖国的历史文化的盛衰,同时通过揭橥文化交融的事实,启发人们反思现实中所谓的“文明冲突”。在《红》中,他并没有因为怀恋早已作古的细密画艺术,而对来自西方法兰克人的绘画有所贬斥,把细密画的衰亡归咎于它的冲击;相反,帕慕克截取两种文化对撞时的一个断面加以描述,正是想启示读者:东方与西方都不是绝对的,两种文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都能从自己身上看到“他性”。

    这种洞见令帕慕克的作品在思想深度上超越了许多“民族作家”式的获奖者,例如1961年的南斯拉夫作家伊沃·安德里奇。安德里奇相当于我国的巴金,他的小说代表作《德里纳河上的桥》讲述波斯尼亚人容忍(“抵抗”只是名义上的)外族入侵的历史,横跨500年;有意思的是,《桥》里的敌人正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殖民官员,他们用十字架穿过暴民肉身、陈尸示众的残忍行为,是那本小说施以浓墨重彩的情节之一。这种较为一元式的写作不会出现在帕慕克的笔下。我们在《红》的历史叙事中看不见任何刻意的美化,叙事人都承认苏丹宝库里无数的财富都来自侵略和攫夺,但是,我们依然能感受到帕慕克浓郁的民族感情——它来自一种贯穿于全书的“他必兴旺,我必衰落”的宿命感,来自一种劫波渡尽再回首时的心事浩茫;它不是简单的拥抱、哀恸、憎恨或忏悔,而是包含了所有这些。

    正是这种富有反思精神的民族关怀,促使帕慕克无畏地切入现实问题。《雪》的出版就是明证。这本小说揭露的卡斯城里的阴暗面貌,正是这个两肩背着宗教重负、一脚踏上现代化舷梯的国家政治失常的缩影:世俗政府为了加速现代化步伐,鲁莽地斩断宗教血脉,罔顾人民为之流血号哭——而最忠实于本土传统的又往往是那些底层人民,物质匮乏的他们需要更多的精神寄托。卡斯城的女孩子们为了维护穆斯林头巾的风俗而集体自杀,正是当局急功近利、无视宗教传统而结出的恶果;联系到《红》里的细密画家遭西方绘画诱惑时的恐慌乃至崩溃,帕慕克警告读者,不管东西方历史上曾结下多少恩怨,伊斯兰社会既有的规范、习俗、传统仍是必须尊重的,否则,等待人们的不是国际间的冲突和战争,就是国内的动乱。

    帕慕克坦承,他并没有解决现实问题的方案,但是,“或许我25年来的小说一直在讨论这一点:我们必须面对所有这些普遍存在的问题——关于身份,关于从属于一种文明,关于有些人所说的不同的文明不会走到一起的事实。”他说,他要通过文学来告诉读者,实际上事关重大的不是文明,而是人的生活,“是日常生活中的点滴细节——日常生活中的点滴气味、颜色和氛围,以及我们经历的点滴小事。”然而,土耳其政客们的暴戾程度超出人们的想象,这些以公共政策扼杀日常生活的肉食者一触即跳,立刻祭起“国家尊严”的护身符,开动暴力机器倨傲地反击。

    在狭隘的民族主义者面前,奥尔罕·帕慕克,这位卓越的土耳其民族知识分子的声音朴素而清晰:“20年来我一直在对土耳其人说,党派、文明、文化、东西方等等之间的冲突并不重要。但是,你们要认识到,实际上生活在其他大陆、其他文明的其他民族和你们是很相似的,你们可以通过文学知晓这一点。”文明可以“走到一起”,只要双方放弃本质主义的自我认知,不把自己定为真理唯一的继承人或捍卫者;宗教生活模式的和世俗现代化也并非水火不容,只是任何改革大计都必须带着良心实施。如果有更多的人可能接触到奥尔罕·帕慕克的这一点教诲,那么2006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就将成为后世传颂的佳话。

    (原载《中国图书商报·阅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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