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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尔罕·帕慕克：为文明的共存而写作

——《我的名字叫红》评论之三

云也退

    10月15日，2006年诺贝尔文学奖公布后的第三天，以土耳其律师联合会领导人之一的凯马尔·科林克西兹为首的一群人终于按捺不住愤怒。他们宣称：评审委员会给奥尔罕·帕慕克发奖是出于政治原因，是别有用心的。

    把全世界第一文学奖项发给一个持不同政见者，瑞典皇家学院不是第一次做这样的事情，想必也对土耳其方面的反应早有心理准备。帕慕克的获奖让人想起36年前的索尔仁尼琴，想起22年前的捷克诗人塞弗尔特。作为深受人民爱戴的民族诗人，83岁的塞弗尔特及其家属不仅收到“不得前去领奖”的威胁，他的作品也在消息公布之后遭到更加严厉的查禁，民众只能秘密地进行庆祝，并为他的健康送上祝福。这次的帕慕克情况十分相似，自从他公开谈论了本国种族屠杀内幕之后，土耳其西北大城市贝莱吉克的民族主义者们反应神速，立刻举行了一次帕氏作品焚书秀，图书馆里他的书被勒令全部下架，人们在集会上撕毁他的照片，土耳其第一大报《Hürriyet》骂他为“卑鄙小人”，5月间，帕慕克甚至被迫取消了原定于要赴德举行的小说《雪》的朗读活动。现在，当他得知自己获得殊荣之后，第一反应也是推迟自己原定10月16日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进行的有关亚美尼亚人屠杀的演讲，无疑，其中多少有安全方面的考虑。

    人们常把苏联的索尔仁尼琴和萧洛霍夫的事例进行对比，这两人的先后获奖，或许可以说明诺贝尔奖的判断标准（尤其是对非西方国家的作家而言），并不是只看重那些跟政府过不去的人。实际上，诺奖不可能与政治毫无干系，但政治立场本无法决定一个作家的文学成就。就以帕慕克而言，全世界文学爱好者都会站在他的一边：因为他的才华有目共睹，他的争议来自持不同政见者的身份，创作成就却是无可置疑的（倒是前年耶利内克的创作成就后来备受质疑）。从《我的名字叫红》的中译本就可以看出，帕慕克具备了进入经典作家行列——或者用某外国媒体的话说，“进入瑞典皇家蜡像馆”——的一切条件。

    帕慕克在其作品中突显了“民族发言人”的身份，就像1990年诺奖得主、墨西哥作家奥克塔维奥·帕斯那样，他也在自己的代表作中淋漓尽致地展现对本民族历史的了如指掌，以及对民族艺术瑰宝的热爱——帕慕克曾说自己一开始想当个画家，因为他是个无法在办公室里和别人共事，只能独处、创作、冥想的人。他在《红》中颂扬土耳其的艺术成就，它荟萃了拜占庭、波斯和伊斯兰三种文化的精华，在西方绘画进入现实主义时代之后继续保留了最初的梦幻色彩；他通过主人公“黑”以及细密画掌门人奥斯曼大师的口吻无数次地赞美细密画艺术，赞美这一在真主安拉庇佑下的人类想象力的伟业。

    从某种意义上说，帕慕克为土耳其有所正名。历史上的奥斯曼帝国口碑并不好，一方面因为其劫掠成性，1453年结果了令无数西方文人魂牵梦绕的拜占庭，另一方面，伊斯兰文化对基督教的西方来说始终是个有威胁的他者。不过，帕慕克“正名”的方式是“局部还原”，是从一个侧面再现祖国的历史文化的盛衰，同时通过揭橥文化交融的事实，启发人们反思现实中所谓的“文明冲突”。在《红》中，他并没有因为怀恋早已作古的细密画艺术，而对来自西方法兰克人的绘画有所贬斥，把细密画的衰亡归咎于它的冲击；相反，帕慕克截取两种文化对撞时的一个断面加以描述，正是想启示读者：东方与西方都不是绝对的，两种文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都能从自己身上看到“他性”。

    这种洞见令帕慕克的作品在思想深度上超越了许多“民族作家”式的获奖者，例如1961年的南斯拉夫作家伊沃·安德里奇。安德里奇相当于我国的巴金，他的小说代表作《德里纳河上的桥》讲述波斯尼亚人容忍（“抵抗”只是名义上的）外族入侵的历史，横跨500年；有意思的是，《桥》里的敌人正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殖民官员，他们用十字架穿过暴民肉身、陈尸示众的残忍行为，是那本小说施以浓墨重彩的情节之一。这种较为一元式的写作不会出现在帕慕克的笔下。我们在《红》的历史叙事中看不见任何刻意的美化，叙事人都承认苏丹宝库里无数的财富都来自侵略和攫夺，但是，我们依然能感受到帕慕克浓郁的民族感情——它来自一种贯穿于全书的“他必兴旺，我必衰落”的宿命感，来自一种劫波渡尽再回首时的心事浩茫；它不是简单的拥抱、哀恸、憎恨或忏悔，而是包含了所有这些。

    正是这种富有反思精神的民族关怀，促使帕慕克无畏地切入现实问题。《雪》的出版就是明证。这本小说揭露的卡斯城里的阴暗面貌，正是这个两肩背着宗教重负、一脚踏上现代化舷梯的国家政治失常的缩影：世俗政府为了加速现代化步伐，鲁莽地斩断宗教血脉，罔顾人民为之流血号哭——而最忠实于本土传统的又往往是那些底层人民，物质匮乏的他们需要更多的精神寄托。卡斯城的女孩子们为了维护穆斯林头巾的风俗而集体自杀，正是当局急功近利、无视宗教传统而结出的恶果；联系到《红》里的细密画家遭西方绘画诱惑时的恐慌乃至崩溃，帕慕克警告读者，不管东西方历史上曾结下多少恩怨，伊斯兰社会既有的规范、习俗、传统仍是必须尊重的，否则，等待人们的不是国际间的冲突和战争，就是国内的动乱。

    帕慕克坦承，他并没有解决现实问题的方案，但是，“或许我25年来的小说一直在讨论这一点：我们必须面对所有这些普遍存在的问题——关于身份，关于从属于一种文明，关于有些人所说的不同的文明不会走到一起的事实。”他说，他要通过文学来告诉读者，实际上事关重大的不是文明，而是人的生活，“是日常生活中的点滴细节——日常生活中的点滴气味、颜色和氛围，以及我们经历的点滴小事。”然而，土耳其政客们的暴戾程度超出人们的想象，这些以公共政策扼杀日常生活的肉食者一触即跳，立刻祭起“国家尊严”的护身符，开动暴力机器倨傲地反击。

    在狭隘的民族主义者面前，奥尔罕·帕慕克，这位卓越的土耳其民族知识分子的声音朴素而清晰：“20年来我一直在对土耳其人说，党派、文明、文化、东西方等等之间的冲突并不重要。但是，你们要认识到，实际上生活在其他大陆、其他文明的其他民族和你们是很相似的，你们可以通过文学知晓这一点。”文明可以“走到一起”，只要双方放弃本质主义的自我认知，不把自己定为真理唯一的继承人或捍卫者；宗教生活模式的和世俗现代化也并非水火不容，只是任何改革大计都必须带着良心实施。如果有更多的人可能接触到奥尔罕·帕慕克的这一点教诲，那么2006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就将成为后世传颂的佳话。

    （原载《中国图书商报·阅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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