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好奇者的世界难为君子——公众人物的隐私
马振骋 编译
对一家出版社来说，最兴奋的莫过于遇到下述的事：在一个发行量大的杂志里，刊登一家最大电视台最出风头的政治专栏作家的采访报道，“泄露”出法国最高领导人有一个私生女，还配上这位千金的几张照片。这样的独家新闻真是千载难逢！
若对近来的出版界进行一番巡礼，这已算不了独家新闻。密特朗连当两任总统，执政14年，任期即将结束时，一切关于他的生平和轶事的书籍都非常畅销。1993年3月17日发表了《原件》，还有1994年7月l6日《法兰西星期日》，都详细谈到密特朗的双重生活。让·蒙达尔多的《密特朗和四十大盗》（印数78万册），还把他的私生女和私生女母亲的名字提了出来。
那么，为什么这次不是独家新闻的“独家新闻”会引起那么轰动呢？这是因为时代变了。法国走上了“盎格鲁-撒克逊”式的民主道路。以前，法国有一种不言而喻的共识，对政治人物的私生活决不公开说三道四。在英国和美国，名人桃色新闻闹得沸沸扬扬，有时影响政治生活，特别在总统选举时，火得《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主编居克曼说出了这样的话：“说到底，我们要选举的是一位总统，不是一位教皇。”法国新闻界却保持传统的君子之风，冷眼旁观，决不随声附和。现在法国特殊现象开始结束。不论有人遗憾与否，这种情况是好还是坏也显得是次要的，更重要的是这两个问题：为什么现在发生这样的事？明天又会发展到什么地步？
事情都是《巴黎竞赛报》发表的几张照片引起的，照片上20岁的高等师范学校学生马萨琳站在78岁的共和国总统密特朗身边。这一切证明了作家菲力浦·亚历山人说的话。去年11月，他发表了一部引人注目的书《无从辩护……》，其中好几段谈到弗朗索瓦·密特朗有一个“平行的”家庭。但是像《巴黎竞赛报》这样所谓的严肃刊物提到这类事还是破天荒第一遭。于是引起了震惊、好奇和愤怒。震惊的是，一份刊物竟敢打破法国保护私生活的戒律，不但如此，还选择了一位掌握国家命运的人作为靶子。好奇的是背后有没有阴谋。因为密特朗素爱玩弄权谋，离任在即，他开了这个先例，好让继任者处于难堪的地位。但是看来像又不像。10月初已有传说，在迪弗莱克饭店前“偷拍的”照片将要公之于众，密特朗听说后委托他的朋友洛朗·杜马作为律师提出强烈抗议。结果没有发表。对方还许下诺言，决不在事前不告知的情况下发表。但是这个诺言没有得到遵守。11月2日星期三，密特朗中中午从外面结束公务回来，发现了这些照片，使用了一些他平时词汇中找不到的话来形容《巴黎竞赛报》的负责人。当然也可说这件事是他自己（无意识？）引起的，他跟女儿在公共场面露面，不是在把她介绍给大家吗？他的一位公共关系顾问说；“想这样做还不见得能做得这么巧妙呢。”但是总统府对此非常生气，《巴黎竞赛报》的做法预示未来可能引起的失控。秘书长于佩尔·韦特里纳把他们心理的想法说得非常明白：“大原则可以说得挺漂亮，什么透明度啦……但是这一切虚伪透顶，其实仅是一种可憎的商业行为，像在英国一样，给最恶劣的做法开创先例。是不是要强加给我们这样一个社会，人人喻觑秘密，外表伪善，说长道短？”震惊和好奇之后，第三种感情是愤怒。政治界异口同声，一致支援密特朗。他们支援密特朗，也是在支援自己。他们谴责这种行为，确也很有道理。这对民主既是严酷的，也是危险的。
每次总统竞选总有那些含沙射影的小册子，对候选人进行人身攻击。如前总理夏克·夏邦-戴尔玛在1974年竞选总统时，他的婚姻生活就遭人攻击；前总理雷蒙·巴尔在1988年因妻子是匈牙利血统而被盘诘。现在政治人物的经济和健康问题已成为公开的议题，遮盖隐私生活的帷幕看来不久也要拉起。这怎么不叫本来已经非常脆弱的政治小圈子感到震动呢？
法国政治生活是不是正在改变面貌？在法国《快报》的主持下，卢森堡广播电视台评论员菲力浦·亚历山大和《解放报》主编塞吉·齐里展开了一场讨论。
快报：是不是可以这样说，保护私生活的堤坝到了今天真正有了裂缝？
亚历山大：我相信在这以前堤坝已遭到严重损伤。首先是政治家自己，10年来他们大量利用个人形象和私生活来获取好处。这下子大家不知道如何区分私生活和公众生活的界线。
快报：以前不谈私生活的吗？
齐里：即使是在美国，很长时期也不谈私生活。当年肯尼迪总统跟玛丽莲·梦露相好时，传播媒介不谈这件事。只是在最近才谈了起来。不要忘记在美国任命一位部长的过程中，议院都作过公开调查，其中私生活也是一个重要内容。但是传播媒介总是选择一个非常特殊的时刻提到这类问题，那就是政治家开始说“我是夫妻忠诚的捍卫者”时。在英国也是如此，在法国还没有一个主要政治人物用这个内容来竞选。密特朗没有用过。德斯坦在1974年拿出了家庭照片用上一用……那时这一手也没有多大影响。德斯坦也只是点到为止。
亚历山大：要确定私生活和公众生活的绝对界线，首先必须要求政治人物，停止把他们的家庭扯到选举和议员活动中去。海军司令菲力浦·戴高乐是共和国总统戴高乐的儿子，他的晋升是正常的，不但没有沾光还受到阻碍。这时蓬皮杜开始把他的妾舅推荐入爱丽舍宫工作。随后又有德斯坦的女婿和密特朗的儿子。还有部长更不用说了，把他们的妻子或儿女安插到他们的部里。这是一种新现象。
快报：在总统竞选中，私生活是不是从此会成为辩论的一部分？
亚历山大：我想它不会成为辩论的一部分。而是另一方面，如个人财政支出、遗产、开销、生活排场将受到严格审查。
齐里：一切将取决于政治家提出的议题和使用的词汇。如果哪位候选人在竞选中使用这个议题，有一天他自己会成为好奇心的牺牲品。
快报：那是不是说有一张报纸公开议论他的私生活，也是完全有道理的？
齐里：这个问题提得好。我认为这属于规则的一部分。如果政治人物不提私生活，谁都可以不管。否则他就是邀请大家去查个究竟。我说这话时也有一定程度的害怕，因为这成了政治商业资产交易。
快报：政治人物受到那么大的压力，会不会愈来愈多的人避开这个职业？
亚历山大：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乐意去从事这项可敬职业的候选人可多着呢！但是为了剔除“要不得的人”，确实也孕育过于严厉和过分警惕的危险。
齐里：这不能混淆不清。贪污腐化是纯粹的丑闻。以前人人都对法国政治界的财政情况视而不见。人人都抱着这种虚伪的态度生活。目前发生的事是一场真正的革命。规则是会更清楚的，那就只有正派人来搞政治。在非神圣化过
程中，法国政治会受到影响。天主教会在意大利造就了教皇，在西班牙造就了圣人，而在法国造就了红衣主教，其实他们是些政治家。政治是法国文化的中心。
话虽是这样说，要清清楚楚区别开来还真不容易，因为翻开历史确有大人物的私生活严重影响到国家生活。法国人没法提到太阳王路易十四时，而不提他的情妇德·蒙泰斯潘夫人；提到路易十五的统治，而不提他的相好德·篷巴杜夫人。马查林首相与奥地利的安娜的暧昧关系，亨利三世的形形色色女伴，她们都对当时政局产中重大影响。这到底是历史学家研究的课题呢，还是小报记者猎取的对象？
每份报刊都有它的“典型读者”。长久以来，法国《快报》的读者是态度严肃、外省风气很重、要求极高的人，因而编辑在选择文章时要考虑到他们的兴趣。声望卓著的英国广播电台在60年代播出一份稿子前，必先经过一道检验，就是：“这比‘甲壳虫’还有分量吗？”据说这样检验后万无一失。至于涉及政治人物的私生活，则由撰稿记者自己作出判断，当然他们也是根据他们的读者对象来考虑的。天主教的西班牙与新教的英国是非常不同的。
《巴黎竞赛报》的重磅炸弹，在马德里新闻界引起轰动。这条新闻得到转载，内容不分巨细无一遗漏。这件事留下很深影响，因为西班牙记者跟法国同行差不多，直到目前为止，对他们领导人的私生活决不冒犯。西班牙也没有法律限制新闻界的自由，记者完全可以去泄露某位部长的感情秘密，但是他们不这样做。他们只是在揭露贪污渎职、假发票和不义之财等事件上彼此竞争。《和平报》副社长米盖·安其尔说：“我们原则上不谈私生活，因为这类题材低级趣味。”
当然这种保留态度也有限度。如果一名领导人的私生活影响到政治间题，记者毫不犹豫会去触动。西班牙《世界报》副社长费南多·贝达关心的是这个问题：“密特朗有没有用国家公款去养活他的‘第二家庭’？如果有的话，报界有责任把事实揭露出来。”宗教传统在这事上起很大作用。《和平报》驻巴黎记者瓦朗杜拉强调说：“西班牙人跟法国人一样都是天主教，对政治人物和他们的性生活很宽容。我们没有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清教徒思想。”
这是可能的，但是西班牙传播媒介标榜的道德准则有时也受到严重考验。比如说，1992年6月卡洛斯国王没有出席任命签署典礼。王室新闻官宣称国王需要休息，而某些报刊暗示有更隐秘的原因。两个月后，一家意大利杂志把国王的所谓情人的名字捅了出来，是一名离了婚的时装设计师，住在巴利阿里群岛，据说还给国王生了一个孩子。此则新闻经法国《世界观点和图像》转载，又返销到西班牙报刊上。但是卡斯特拉诺议员说：“我只对国王一个夜晚做的事感兴趣，那就是1981年2月23日那个夜晚，其他的夜晚都是属于他个人的。”
1981年2月 23日是卡洛斯国王挫败了旧佛朗哥分子政变阴谋的日子。
换了英国人就会说这是虚伪！然而从前是保守党议员的《时报》专栏作家马修·巴里斯，概括了英国人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他本人是公开的同性恋者，但也反对保护私生活的法律：“企图不让记者说出真相，不论哪种真相，都是丝毫没有道理的。我不喜欢传播媒介的风气，我也厌恶记者不恰当的好奇。但是要责备的不是记者，而是读者。买这些报纸让他们活下去的是读者。大家自称是民主派的时候就相信舆论。我相信舆论也会在成熟中得到好处。人有时是很傻的，我们应该面对这个无可回避的生活事实。只有到了他们终于明白政治家跟其他人是一样的，他们就会让他们太太平平过日子。”
美国记者理查·里沃说：“水门事件的影响至关重要。这件事使记者名利双收。接着新闻界第一次看到年轻有为的青年主动上报征求职。今天在华盛顿，许多记者的知名度比议员还高，收入比议员还好。他们也变得趾高气扬。认为自己有权利谈论政治人物任何事情。没有保护被选人的私生活的法律。至于这些揭露性文章有没有政治意义，还是只有社会花絮新闻价值，那就顾不上了。性问题有销路，比财政丑闻还好销。看新闻成了看戏。其至严肃刊物也受到感染，这对民主是一种威胁。市场压力创造了这种令人窒息的说教道德，以至于以私生活标准来评论领导人的价值，这是一种宗教性狂热，认为有权利对谁都评头品足。他们混淆了重要与庸俗……
现在看到这样做的危害性。因为，在一条偏僻的公路上，停了一辆小卡车，上面竖立一根天线，不管人家做不做爱，就是候着拍镜头。这是研究不出深刻的问题的。我们作为公民也是这种演变的牺牲者。不幸的是这种现象会持续很久，只要公众继续对流言蜚语、挑色新闻感兴趣，这种现象就不会消失。可是这种兴趣却是人的常性之一。”
( 原刊《海上文坛》。本文节选自《巴黎，人比香水神秘》，199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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