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更与梵高的南方画室
马振骋
1888年10月27日，高更来到了法国南方城市阿尔，他是晚上从布列塔尼上的车，走出车站已是第三天清晨五时整。他犹豫了一下，穿过拉马丁广场，进入了车站咖啡馆。老板基奴一眼认出了他，店里一名老主顾，叫什么梵高的红头发荷兰人就住在附近不远，在他家里看到过一幅高更的肖像画。
再过几个小时，二十世纪艺术史上最伟大的一次艺术切磋争论即将发生。但是当时这两人却是默默无闻、生计窘迫，在大家眼里是有点疯狂的青年画家。他们在一起过了六十二天，两人都一手托着调色板，一手拿着画笔，开始了创新艺术的交流与交锋，结果却不欢而散，梵高在愤怒中自伤耳朵，高更则吓得不辞而别，害怕警察找上门来。 去年在美国芝加哥，目前在荷兰阿姆斯特丹（2月9日—6月2日）正在开一个展览会，主题是《梵高—高更，南方画室》，里面用三维空间重现梵高在阿尔租住的住房兼工作室，也就是后来艺术史上不朽的“黄房子”。各种生活用具都按当年格局放在原来的地方。高更的画架在房子南面，梵高的画架在房间的东面，还有模特的椅子，陈设那么逼真，简直令参观者几乎可以听到他们——梵高与高更——的细语声。还根据他们跟梵高的弟弟提奥，青年画家埃米尔·贝尔纳和朋友肖芬奈克的通讯，逐日陈述他们在这段时间内每日的思想与行动。
这两名热爱艺术的小人物，抛弃了一切，要给后人留下“一份新艺术的遗嘱”，这点上两人完全志同道合。然而因为性格倔强，差异很大，又加上作画方式不同，他们共同度过的日子充满暴风雨。梵高是个内向的人，然而调色刀拿上手，在画布上点点戳戳，狠命地表露自己的情绪；而高更天性好乐，能说会道，作画时却像一个温柔的女子，画笔在布上轻轻一掠而过，留下薄薄一层颜色。
在这座法国最罗马化的古城中，地中海阳光灿烂普照，梵高一早起身后就催高更去写生，而高更喜欢白天到处溜达，更好融入地方风情。风和日丽时，两位艺术家就去阿里斯冈墓地，那里满布高卢罗马时期的贵族坟墓。园内那条中心大道历来是情人约会的地方。道路尽头是罗马式圣奥诺拉教堂。
他们两个人截然不同的气质与见解不久就有了摩擦。梵高坚持看到什么就画什么，他在阿里斯冈的风景画上出现邻近煤气罐做的烟囱，颜料涂得很厚，非常触目。
高更的画上一律不收这些有碍观瞻的工业累赘，把现实画得更美丽，在画布上轻轻描，增添几分妩媚。事实上高更还是按照传统的方法作画，速度比梵高慢。在阿尔逗留时期，高更的作品只及梵高的一半。他先画预备性素描，然后在画室内一笔笔完成作品。也因为选择了这种画法，高更在阿尔创作的普罗旺斯风景画，跟他在布列塔尼完成的作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并没有什么两样。他画的紫杉也很像白杨。
高更与梵高一起呆了十天以后，最初志同道合的情谊开始变质，其中一个原因无疑是普罗旺斯刮起了干寒强烈的密史脱拉风，他们出不了门，终日关在黄房子二楼的工作室里，难免不发生摩擦。咖啡馆老板娘基奴太太的到来，给他们两人足不出户的生活带来一些活力。高更的魅力使基奴太太欣然同意来给他们做模特。梵高三笔两划在一小时内完成了第一幅画，人物四周围绕黄澄澄的煤气灯光，神态显然生动多了。几周以后，他又在画的前景添写了一把阳伞和一副手套；普罗旺斯大多数咖啡馆老板娘名声都不大好听，被人怀疑在店堂里接待妓女，来招徕客人，提高咖啡馆的营业额。梵高在她身边加上这些属于布尔乔亚的服饰附件，应该说是给这名风尘女子增添一份尊严。 而高更就在一米以外的位子上，像平时一样慢条斯理地画同一个主题。他跟基奴太太的关系和睦热情。他也很高兴把她的面孔当作一副面具来剖析，仔细观察后精心描绘了很久。这幅画完成后，大家看到基奴太太坐在她的咖啡馆里，背景是几名妓女……
他们两人对同一个模特所表现的不同态度，不同处理，也是一场奇特的艺术对话，高更把肖像画作为一种正规练习，并把对象画得惟妙惟肖，连身份地位也要表现出来，而梵高则把肖像画看作是窥视人物灵魂的一扇窗子。 几个星期以后，两人终于发生了口角，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条是梵高对于持家确实一窍不通，连一碗汤也不会煮，而高更却像一名真正的家庭主妇，善于烹饪各道小菜。两人经常为此怄气。高更比梵高大五岁，梵高也愿意承认高更的学长身份，这在他画的两幅椅子画中也可看出他的心态。一幅是他自己坐的椅子，普通的草垫木椅，上面放一包烟叶，显示自己是个俗人，而高更的那张椅子上面有一支蜡烛和几部书，象征椅子的“主人”的儒雅和理想主义色彩。
事实上，梵高倔强性格远远比高更原来想象的要复杂得多，高更在他面前经常会碰一鼻子灰。梵高外表像个老粗，不善辞令，文化修养则极高，从他死后发表的书信集来看可见一斑，他阅读左拉就像阅读《圣经》一样充满热诚。他又是个心里不适症患者，跟高更争论拉斐尔、英格尔或德加的作品时，他会火冒三丈，变得异常粗暴，为了息事宁人，高更经常只得结束论战，说一句：“队长，你是对的”。
他们在生活中龃龉常有发生，创作则互相渗透。高更在阿尔秋季画的许多作品都直接受到这名“自绝于社会的”艺术家的影响，梵高使他发现了厚笔触的重要性，风格由此变得粗犷，有时达到粗野的程度，但是画风大大有了力量；还认识到从颜料管里直接挤出的铭黄色色彩，给人一种激情。
梵高跟高更接触后，也从他身上学会如何更好构图，不再满足于画一小块自然景色或风俗场景。高更还教他要舍弃阴影。“播种的农夫”这类主题画，在荷兰画家心目中就像《福音》书上的人物，天长地久；自从高更到了阿尔以后，梵高依然画这类画，但是题材与构图要丰富复杂得多，使弗兰西斯·培根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看了还欣赏不已。
经常有人到黄房子来参观肖像画廊，比如邮递员的妻子鲁林太太，她来就爱夸耀自己最小的儿子，梵高在一幅画里画出从她的眼睛里看到了“无限的”大颤栗。交流使两位天才彼此受益，然而生活气氛愈来愈差，几乎到了没法容忍的程度。高更有意思要走，他写信给提奥说要回巴黎去。天气确实也太糟糕，密史脱拉风刮得更加厉害。在梵高的画中，紫杉都被风吹得弯了下来，高更的《阿尔城的女人》则翻上长袍的领子抵御严寒。
从12月起，随着气候恶劣，两人争吵也愈激烈。风不断呼啸，梵高的精神也开始恍惚不定。他在一次习以为常的大吵以后，用画笔在墙上写：“我是圣洁的心灵，我是圣灵。”……
梵高在画《舞厅》这幅画时，前景人物都是用一种装饰性手法来处理的，他向高更承认这是从高更在布列塔尼创作的《宣誓》一画中学来的。恰在这时，肖芬奈克寄来一封信，把高更的画大大赞扬了一番。梵高嫉妒心大发，拿起一只玻璃杯朝高更头上摔去。高更不敢乱来，谨慎地退出房间。12月22日，他决定搬到旅馆去住，不料第二天清晨，警察找上门来把他唤醒，跟他说有人发现梵高血淋淋躺在床上，又发现他不知去向。原来前一天晚上，梵高用剃须刀割伤了自己的耳垂，然后将近23点30分，把那片耳朵当礼物去送给邻近叫拉歇尔的妓女。从那时起，梵高开始行为有点疯疯癫癫，周围的人都叫他“割耳朵画家”，他给自己画的头绑绷带的那张像，也成为艺术史上最著名的自画像。
正当提奥听到消息心急火燎赶来时，高更搭上了去巴黎的火车，躲到朋友家里。此后他没有再见过梵高，但是他也没有忘记他。高更回到巴黎后的头几个月里，又回过头来搞雕塑艺术。一天他去刑场看到处决犯人的情景，回来后塑造了一颗血淋淋的人头，他自己的人头，模仿童年在秘鲁利马见到莫希干人做水壶的手法，这颗人头也是没有耳朵的。
梵高的形象缠绕在他的心头，一直随着他到了太平洋中的塔希提岛上，他在那座“处于人类犯罪前状况”的小岛上找到一种原始艺术，最终完成他向往的艺术作品。1901年，也即他死前两年，他第二次栖居在马克萨斯岛上，住在一间四壁空空的房子里，没有钱没有旁人消息，怀着绝望的心情等死时，突然画了一幅静物，画的中心是几株向日葵——梵高心目中的圣花，画名也叫《椅子上的向日葵》。
在高更与梵高在阿尔见面以前，两人在艺术上都处于转型时期。梵高在南方按照日本江户末期浮世绘画家安藤广重的手法画梨树的叶子。而高更在布列塔尼画跟自然作斗争的布列塔尼人，取景已突破莫奈与毕沙罗的方法。在葛饰北斋的《漫画集》中，他借鉴了人物的姿势。他在给梵高的一封信里，用速写与文字来叙述他作画的情景，“浅绿逐渐淡至铭黄，像在日本绉纸上不事矫饰”。 为了吸引高更到阿尔来住，梵高在那几封著名的信里，向他解释他怎样布置他的客房。他用几幅画来装饰，要把这幢黄房子改成一间“南方画室”，一个供沉思默想的精舍，从这里他与他的朋友飞翔在一个创新艺术的天地里。高更那时正在布列塔尼的蓬塔旺研究色彩的重要性，均匀地涂在画布上试验各种效果，迟迟没有给他答复要到阿尔来。最主要原因是他没有到阿尔的旅费，他等待提奥能给他预支一笔钱，以后卖出画还他。他原来曾经希望在阿尔的一切费用由提奥提供。
他们两人决没有想到那次会面是那么困难。两人都少年气盛，哪里顾得什么天高地厚，在现实中又那么不如意。以后一个不久自杀身亡，一个在孤岛上抑郁而死。但是也没想到那次会见结出那么丰硕的成果，他们走出了决定性的一步，一个是技巧上“野腔无调”的荷兰牧师儿子，一个是秘鲁神秘艺术氛围中长大的自学成才画家，却成了开创一个时代的宗师，创造一种新的绘画方式，从马蒂斯到美国抽象派画家，还有各种倾向的表现主义流派，都从他们两人在罗纳河畔的艰难与有益的交流中得到教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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