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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画坛的第一批绿林好汉 —— 印象派的诞生

马振骋

    提起法兰西,无不想到它的浪漫。浪漫也是近代思想开放的产物。法国在浪漫以前,其实有很长一段时期非常固板。路易十四完成大一统的专制帝国后,法兰西学院对文化艺术都有个规矩准绳。戏剧三一律,《诗的艺术》定下的规范,都被视为千古不易的金科玉律,支配思想达两世纪之久。这期间,传统与反传统的抗争非常激烈。‘古人与今人之争”,百科全书派的奋斗,《欧那尼》首演之夜的冲突,无不依靠改革派的坚韧与勇气,使他们掌握的真理后来成为时代的真理。

    到了第二帝国(一八五二 —— 一八七一)末期,艺术还是由一个官方机构管理控制的,等级森严。当画家就像在军队当兵,在政府机关当公务员,逐步晋级。首先要进美术学院听课,争取罗马奖,到意大利美第奇宫进修,作品在沙龙展出,被美术学院聘用,最后选人法兰西美术学院,至此表明修成正果。

    在美术学院听崇尚古典主义的教师讲课,接受拿破仑“宫廷画师”大卫及其学生安格尔在半世纪前制订的美学规范,终日临摹经典作品。人体模特也在不变的灯光下,站在不变的位置,摆出不变的姿势,供学生不变地摹画。男模特老的扮西勒诺斯、萨提罗斯或安喀塞斯,年轻的扮阿喀琉斯、赫克托耳。女模特则是维纳斯和其他仙女。

    学生要过很久才允许握油画笔。学期终了,学生参加“比赛”,登上“阁楼”呆两天,画出一幅或以《圣经》故事,或以希腊罗马历史题材的学院画。德拉克洛瓦曾经六次申请人学,六次被学院拒之门外。或许这是德拉克洛瓦的幸运,也未可知。

    由于教师流动性大,美术学院无法保证课程的连贯性。学生也可要求到学院聘用的教师的私人画室去学画。在格莱尔画室里,课椅上坐着二十岁左右的莫奈、雷诺阿、西斯莱、巴齐叶。格莱尔绕着学生的椅子转,侧着头在一旁指导:“不错,不错,就是画得太像模特了。你们眼前是壮汉,粗腿子,你们把他画得丝毫不错。这不好,一点不好,年轻人,要记住,画人物时脑子里要想到古人的形象。”

    一八五六年,尤金•布丹在勒阿弗尔遇见年仅十八岁的莫奈,对他说:“你要牛到底,抓住第一个印象不放,因为它才是正确的。”这群青年画家遵奉的是库贝尔的忠告:“你画你看到的、感觉的、需要的东西。”莫奈与格莱尔在画室里展开了讨论,这是这批青年与学院派的第一次交锋。

    没有看到什么,也就不去画什么,因而在他们的画中没有天使谪凡、耶稣受难、玛利亚的哀伤、巴比仑的陷落。灵感也不是来自拉斐尔或伯拉克西特列斯。触动他们神经的是田野中彩色缤纷的花草,车水马龙的大街,熙熙攘攘的庙会;农民在小酒店高谈阔论,布尔乔亚在咖啡馆聚会;黎明后的大海,夕阳下的树林;半裸的舞娘,撑阳伞的淑女……总之,他们打开了画室的门窗,甚至把画架搬到田埂湖边,把婉蜒穿过巴黎的塞纳河河畔当做天然工作室,让阳光、空气、清风、晨曦暮色都纷纷落到他们的画布上。

    在七月王朝时期,巴黎沙龙成为一年一度的艺术盛事,在卢浮宫举行。拿破仓三世时,沙龙迁入为一八五三年世界博览会而造的工业宫展出。评审委员会四分之三委员是曾经获奖的艺术家,四分之一由政府指派的文化官员。每次展出作品介于三千至四千件。挂得大厅墙壁上上下下满是画。一名艺术家最多展出两件作品。

    沙龙人选作品的题材都大同小异,以一八六一年沙龙为例,大家看到的是:圣经时代黑脸孔乞丐,愤怒的阿伯拉罕,愁眉苦脸的基督,大腹便便的红衣主教,面色阴沉的雇佣兵,郊外小想的拿破仑,还有到处都是的维纳斯。

    一八六三年沙龙,评审委员会格外严厉,三千名艺术家送来参展的作品达五千幅,结果五分之三的画遭到了拒绝。人称这是一场大屠杀,堆放遭拒作品的大厅简直是一座大坟墓。可以想像在艺术家中间引起的愤怒之情。怨声甚至传到了拿破仑三世的耳中。为了平息众怒,皇帝传下旨意,“在工业宫另辟一室展出被拒绝的作品,让群众评定艺术家的不满是否有道理。”这就是“落选作品沙龙”的由来。

    马奈在“落选作品沙龙”中展出了《草地上的午餐》,成为大众的焦点。裸女在美术雕塑中司空见惯,但是一个裸女坐在两名衣冠楚楚的绅士面前,若无其事地回头对着参观者看,这使前来参观的皇帝和皇后愤愤地扭身就走。马奈也在那次被报刊称为“独立派的国王”。

    接着几年的沙龙中,塞尚、雷诺阿、莫奈、巴齐依、毕萨罗、德加的画,也有被接受的,也有不被接受的。沙龙中虽然有时占了一席之地,但是官方评论与社会依然对之冷眼相待。还特别给漫画家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好题材,他们的矛头所指,从今天来看,也凸现了印象派的艺术特征。

    这些画家在绝对冷寞中孜孜不倦继续实现自己的创作理想,评论家里沃尔德说:“就像一群演员每晚对着空荡荡的大厅,扮演自己的角色。”他们再不愿意等待沙龙的青睐,终于在一八七四年四月十五日,借摄影师纳达尔免费提供的工作室,展出他们的作品。参展的共有三十名画家,展出了一百六十五件作品。莫奈十二幅作品,包括那幅著名的《印象•日出》(“印象派”这个称呼从此正式被使用在这批独立画家身上),塞尚三幅,摩里索九幅,雷诺阿六幅,毕萨罗和西斯莱五幅,德加十幅。展期四周,开馆时间是十至十八时,晚上二十至二十二时,这在当时也是一种创新。

    开幕式那天参观者一百七十五人,闭幕式那天五十人,中间有几天不超过二人。许多评论家不屑去看上一眼,断定这些画丑陋、愚蠢、肮脏、不堪入目。画这种画的人简直缺乏常识。展出十天后报纸才有反应。当然贬的多,褒的少。什么“用马尾巴画画”,“通过列车玻璃窗看到的风景”等等。把“印象派”作为贬义词称呼的路易•勒洛瓦在给加歇医生的一封信中说:“星期日,今天轮到我值班照看展览会,我对你的那幅塞尚(指《一个现代的奥林匹亚》)会目不转睛地看护,但是我不能保证它的安全。我担心还给你的时候已被人撕成碎片。”

    第一次票房成绩跟官方沙龙相比,真有天壤之别。一八七五年沙龙展出四千件作品,占二十四个大厅。第一天就有三万名参观者,以后每天约八千至一万人。六周结束,参观人次多达四十万。

    也是在一八七五年,巴黎德鲁奥拍卖行,莫奈的作品拍卖价介于一百六十五至三百二十五法郎,雷诺阿一百至三百法郎,西斯莱五十至三百法郎,摩里索八十至四百八十法郎。一八七八至一八七九年,西斯莱写信给他的一个朋友,托他找一名购画者,每月寄给他五百法郎做生活费,寄六个月,他给他画三十幅作品,平均每幅一百法郎。不然这些人连画布颜料也买不起。

    这批印象派画家不追求官方荣誉,也被认为是无政府主义画家。他们顽强苦苦挣扎的日子,恰恰逢上巴黎公社起义失败的时间。有人还扬言,很难说他们不是巴黎公社分子。美术史家乔弗瓦说:“差一点把他们的作品送上了断头台!”

    当然这完全是捕风捉影的诬陷。其实毕萨罗最多爱读克鲁泡特金的著作,崇拜布朗基和费里克斯•弗奈翁;雷诺阿是温和社会主义者;德加是贵族银行家家庭出身;马奈是生活安逸的布尔乔亚,不管他的《草地上的午餐》和《一个现代的奥林匹亚》如何惊世骇俗;佩特•摩里索是大家闺秀;莫奈向往克莱蒙梭的激进主义。他们从不画无政府主义者的场面,只是反对官方对艺术的垄断,要超越强制去表达心中的真,这是每个时代艺术家的追求。

    这样的印象派画展先后共开过八次,最后一次在一八八六年。这期间,画家的地位有了一定的提高,据杜瓦尔的记载,“一八二五年,在歌剧院一个父亲问女儿的情人从事什么职业,情人回答:我是画家,惹起周围人的一阵哄笑。到了一八七八年,画家可以向富家小姐求婚,他们已经济身于富裕商人行列”。这样的好运只降临到极少数流行画家身上。印象派画家还是过着几个人挤一间小室,几天没有一顿饱餐的生活。

    一八八三年多亏画商杜朗-吕埃尔的努力,他们的作品在荷兰、英国、德国和美国展出。居斯塔夫•卡依博特本人是个不得志的画家,但是他赏识印象派,向几乎每个印象派画家购画。也在一八八三年,他把收藏的六十五幅作品捐献给国家,这些赠品构成今日巴黎网球场印象派博物馆的主体展品,其中有马奈的《阳台》,雷诺阿的《磨坊舞会》、《秋千》,莫奈的《圣拉萨尔车站》,德加的《舞台上的跳舞女郎》,毕萨罗的《菜园和开花的树》,西斯莱的《莫莱塞的赛船》,塞尚的《奥凡涅的场院》。

    卡依博特只附一个条件:这些作品必须在巴黎卢森堡公园博物馆展出,然后再在卢浮宫展出。卡依博特死于一八九四年。经过三年协商,还是有二十七幅画被国家鉴定人员认为是“垃圾”,归还给作画的画家本人或他们的继承人。

    一八八六年,《巴黎印象派画展》在纽约获得首次成功。左拉《作品》这部小说赞扬印象派画家坚忍不拔的开拓精神。德彪西在《夜曲 —— 云、节日、女妖》中创造了印象派音乐。亨利•帕格森发表《试论意识的直接材料》(中文版沿用英译本的书名《时间与自由意志》)。这些都壮大了印象派的声势。一八九五年法国开了两个对印象派历史有重要意义的画展,一是莫奈的“大教堂系列”画展,一是塞尚个人画展。

    一九OO年巴黎世界博览会上,印象派终于有权利在一间大厅里展出他们的作品,莫奈、德加、西斯莱、毕萨罗、摩里索、塞尚、高更、修拉都展出了他们的精品。宣称自己的职责是尽力阻挠印象派展出的让-莱翁•杰罗姆,听到印象派作品已被世博会审议委员会接受,气急败坏地大叫:“不,不要这些该死的印象派,不,不要那些破烂货!”世博会开幕那天,当共和国总统洛佩走到印象派展厅前,他伸出双臂挡在门日:“总统阁下,请留步,这里面是法兰西的耻辱!”

    但是杰罗姆已经回天乏术。接下来的已是人所共知的历史了。只是那一年,莫奈已六十岁,塞尚六十一岁,雷诺阿五十九岁,毕萨罗六十九岁,西斯莱与摩里索已看不得这一幕,俱在前一两年逝世。

    他们奋斗了将近四十年,总算脱颖而出,印象派绘画从另类归为正类,成为二十世纪最有影响的流派。但是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的噩梦并没有结束,同时代的凡高与高更,稍后的莫迪格里阿尼,下场比他们更惨。高更死在孤岛的草屋,其余两人自杀身亡。谁也不敢说今后天才不会在我们身边潦倒终生。

    一次大战前夕,出现了一种新型人物 —— 画商,给艺术市场带来了革命。他们类似投机商、股市代理。他们对画一知半解,不会去研究画的好坏,但是有商业灵敏性,看得出哪里有成功的因素,识别有商业价值的画家,这就是要有貌似天才的外表,装腔作势的创新,迎合中产阶级的情趣心理。让人买一幅画就像买股票债券,瞄准的是它的升值空间。上世纪初,巴黎萨戈画廊就贴出这样的告示:“投机家!快来买画!今天付出二百法郎,十年后值一万法郎。”现今印象派大师的任何一张油画,拍卖得到的钱足以养活整整一代的穷画家;成交以后又被锁入保险箱作为资本,以待高价再抛。这也是画家与艺术遭遇的第二次悲剧。

    (原刊2003年4月《万象》杂志,标题为“总统阁下,请留步,里面是法兰西的耻辱!”。修改后收入《镜子中的洛可可》,上海社科版,2004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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